而在隋唐之际，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再度建立与盛世气象的开启，廉政建设在整合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制度化、体系化的重大突破，形成了“礼法完备、监察独立、考核严明”的成熟治理模式，成为中国古代廉政体系的典范。
在制度架构上，隋朝率先奠定了三省六部制的行政基础，将权力分割与制衡融入核心体制，其中尚书省下设的“吏部”专门负责官员考核与选拔，把“清廉”作为选官的首要标准，明确规定“有贪浊者，不得录用”。同时，隋朝创设“御史台”作为独立监察机构，与行政、军事系统并列，御史大夫直接对皇帝负责，有权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官员，形成了“台谏分立”的监察雏形。唐朝进一步完善这一体系，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台院负责弹劾百官，殿院监察朝会礼仪，察院则派“监察御史”分巡地方，号称“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甚至可直接受理民众对官员的投诉。这种“中央-地方”垂直监察网络，加上“谏官制度”的设立（如谏议大夫、拾遗等职专门规谏皇帝过失），构建了全方位的权力监督机制。
法律规范方面，《唐律疏议》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巅峰之作，对贪腐行为的界定与惩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细致程度。其中“职制律”专章规定了官员的廉洁义务，如“受财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受财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即使“坐赃致罪”（非因职权收受财物）也有明确量刑，形成了“枉法重于不枉法，职权贪腐重于一般受贿”的量刑原则。这种严谨的法律规范，不仅为官员划定了清晰的权力红线，更通过“法不避亲贵”的实践（如唐太宗时期严惩开国功臣长孙顺德受贿案），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廉政决心。
考核与选官机制上，唐朝以“科举制”为核心，打破士族门阀对仕途的垄断，通过“身、言、书、判”四项标准选拔人才，其中“判”（文书处理能力）中隐含对廉洁理念的考察；同时推行“考课法”，以“四善二十七最”为考核指标，“四善”之首便是“德义有闻”，而“清慎明着”（清廉谨慎）更是重要评价维度，考核结果分为九等，直接决定官员的升迁、降职或罢黜。如着名清官魏征，任侍中期间以“犯颜直谏”闻名，更以“家素贫，宅无正寝”的清廉操守成为后世楷模，其事迹被载入《旧唐书·魏征传》，成为科举入仕者的精神榜样。
思想层面，唐朝统治者融合儒、法、道思想，提出“德主刑辅”的治理理念，将廉洁教育融入官学体系。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强调“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把官员廉洁与王朝兴衰紧密相连；着名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批判“贪暴之君”与“贪官污吏”对社会的危害，主张通过“吏治清明”实现“民安其生”。这些思想论述与官方倡导相互呼应，使“廉洁奉公”成为官员的普遍价值追求，形成了“制度约束+道德自觉+文化浸润”的多元治理格局。
隋唐时期的廉政建设，不仅造就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吏治清明的黄金时代，更构建了影响后世千年的制度框架——从三省六部制到御史监察体系，从《唐律疏议》的法律规范到科举考课的选官标准，均为宋、元、明、清历代所继承与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基石，也为世界文明提供了关于权力治理的东方智慧。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政权更迭如同走马灯，短短五十余年间，中原地区先后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而南方及边缘地区则分裂为十个割据政权。常年的兵燹战乱与政治动荡，使得此前建立的廉政制度几乎彻底崩坏，廉洁治政的理念在权力的频繁倾轧中被严重漠视，成为中国古代廉政建设进程中的一段低谷期。
在制度层面，这一时期的监察体系形同虚设。各政权为了维系军事统治，往往重武轻文，官员选拔多依赖军功或亲信举荐，昔日的科举取士与考科制度名存实亡。以后梁为例，朱温为巩固政权，大肆任用心腹武将担任地方长官，这些官员凭借兵权肆意搜刮民财，“纳贿徇私，蠹政害民”成为常态，而中央既无专门的监察机构约束，也无明确的法律条文规范，贪腐行为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即便是相对稳定的后唐，虽曾短暂恢复御史台，却因皇权受制于藩镇，御史弹劾往往流于形式，甚至因得罪权贵而遭贬杀，根本无法发挥监督作用。地方上，藩镇割据势力独揽军政财大权，节度使不仅掌控赋税征收，更通过截留粮草、贩卖私盐等手段中饱私囊，形成“官匪合一”的贪腐格局，百姓在重税与掠夺下流离失所，社会经济濒临崩溃。
思想层面，儒家“廉洁奉公”的伦理观念因社会动荡而式微。战乱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主义取代了传统道德准则，统治者多以严刑峻法压制反抗，却极少倡导廉洁操守。部分士人虽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