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两汉时期，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廉政建设在制度架构与思想传承的双重推动下，形成了“礼法并用、制度严明”的鲜明特征，既延续了先秦的治理智慧，又根据帝国治理需求作出了开创性探索。
在制度建设上，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构建了高度集权的廉政管控体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通过“书同文、车同轨”规范行政运作，同时制定《秦律》对官员贪腐行为进行严厉界定——如《法律答问》中明确规定，官员“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受贿一文钱便要被处以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重刑，这种“轻罪重罚”的立法理念，旨在以严刑峻法震慑贪腐念头。此外，秦朝还设立“御史大夫”一职，作为中央最高监察官，负责监察百官、弹劾不法，其下属的御史中丞、监御史等官员，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网络，确保权力运行受到约束。
西汉建立后，在继承秦制基础上，融入儒家“德治”理念，形成“礼法结合”的廉政模式。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三纲五常”纳入官员道德规范，强调“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把廉洁品行与儒家“仁政”思想紧密绑定。同时，西汉进一步完善监察制度，在中央设御史大夫，地方则推行“刺史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名，专门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的“阿附豪强、贪污受贿、苛暴百姓”等行为，刺史每年进京奏报，其监察结果直接影响官员的升迁罢黜。此外，西汉还通过“上计制度”考核官员政绩，其中“户口增减、钱谷出入、盗贼多少”等指标与廉洁表现挂钩，若发现官员虚报政绩、贪占赋税，便会被处以“免官”“流放”等处罚。
在思想理论层面，两汉学者围绕廉政命题展开深入阐释，形成了系统的治政思想。贾谊在《新书·大政》中提出“民无不为本也”，认为官员廉洁是“民安其居”的前提，主张“吏为民之师”，强调官员需以廉洁表率引导社会风气；刘向编撰的《说苑·政理》中，收录了大量“清官廉吏”的案例，如“杨震四知”——东汉官员杨震拒绝下属馈赠时直言“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一典故成为后世官员廉洁自律的精神象征。这些思想论述与实践案例相互印证，将“廉洁”从单纯的制度要求升华为官员的道德信条，形成了“制度约束+道德教化+监察问责”的三维治理体系。
秦汉时期的廉政建设，既适应了中央集权帝国的治理需求，又为后世封建王朝提供了制度蓝本与思想资源——从御史监察制度到官员考核机制，从“礼法并用”的治理理念到“以民为本”的廉洁导向，均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连接先秦与魏晋南北朝廉政建设的重要桥梁。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政权更迭频繁、士族门阀势力膨胀，廉政建设呈现出“制度断裂与思想坚守并存”的复杂态势，在动荡中延续着对清明吏治的探索。
在制度层面，这一时期的监察体系因政权分裂而呈现碎片化特征。曹魏时期曾设“校事”一职，负责监察百官及地方官吏，但其权力过度膨胀，反而成为君主猜忌、打压异己的工具，加剧了官场混乱；西晋统一后，虽恢复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构，却因士族垄断仕途，监察官员多出自高门，难以真正弹劾权贵，如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虽任吏部尚书时力求公正，却也不得不对士族利益有所妥协。南北朝时期，南朝梁设“御史中丞”掌监察，陈朝则增设“监察御史”，北朝北魏孝文帝改革时，通过“考课之法”考核官员，将“清勤”作为重要标准，但这些制度因战乱频繁、皇权衰弱，往往难以持续推行，贪腐现象在政权更迭间隙尤为突出，如东魏北齐时期，“民多流亡，吏多贪浊”成为社会常态。
思想层面，尽管社会动荡，儒家“廉洁”理念仍通过学者着述与士人言行得以传承。西晋傅玄在《傅子·重爵禄》中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得人之道，惟存公心”，强调官员需以“公心”摒弃私利，反对士族垄断官场；南朝宋的范晔在《后汉书·循吏列传》中专门收录了东汉以来的清官事迹，如“一钱太守”刘宠——他任会稽太守时，清廉勤政，离任时仅受百姓馈赠的一文钱，虽象征性收下却投入江中，以此彰显廉洁，这一故事成为后世激励官员的经典案例。此外，道教“无为而清”与佛教“慈悲济世”的思想也与廉政理念相互融合，部分统治者如梁武帝萧衍，虽晚年崇佛误国，但早期也曾倡导“节俭治国”，反对奢侈贪腐，试图以宗教伦理约束官员行为。
这一时期的廉政实践虽因社会动荡而成效有限，却也为隋唐大一统后的制度革新积累了经验——如对御史监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