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本绘画艺术始终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本土特质，形成了从“唐绘”到“大和绘”的独特演进轨迹。奈良时代（710-794年），日本全面效仿唐朝文化，绘画以“唐绘”为主，如正仓院藏《鸟毛立女屏风》，线条细腻流畅，色彩鲜艳富丽，人物形象与构图明显受唐代工笔重彩画影响，展现出对中国艺术的直接借鉴。平安时代（794-1185年），随着国风文化的兴起，“大和绘”逐渐取代唐绘成为主流，题材转向日本本土的风景、传说与日常生活，如《源氏物语绘卷》，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小说中的人物情感与场景，线条柔美，色彩清雅，通过“引目钩鼻”的简化人物造型与连续的画面叙事，形成了极具日本特色的绘画风格。镰仓时代（1185-1333年）以后，禅宗文化传入推动了水墨画的发展，雪舟等杨的《山水长卷》融合了中国宋元水墨画的笔墨意境与日本的自然观，画面简洁空灵，充满禅意。江户时代（1603-1868年），浮世绘的兴起让民间绘画达到巅峰，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以夸张的构图、鲜明的色彩刻画富士山与市井生活，木版画的制作工艺让艺术走向大众，其独特的透视与色彩运用甚至影响了欧洲印象派画家。在理论方面，日本学者尾形光琳的《琳派画法》总结了装饰性绘画的技巧，强调“自然之美与人工之巧的结合”，成为日本传统绘画的重要理论支撑。
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古代绘画以“朝鲜画”为核心，始终秉持“师法自然”与“气韵生动”的理念，同时融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三国时代（公元前57年-公元668年），绘画多服务于宗教与王权，如高句丽古墓壁画《四神图》，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主题，线条刚劲有力，色彩浓烈，构图对称庄重，既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又通过夸张的形象与动态展现出本土特色。统一新罗时代（668-935年），受唐代绘画影响，佛教壁画与卷轴画兴盛，庆州石窟庵的壁画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佛像与飞天，色彩清雅，神情庄严，展现出高超的写实技巧。高丽时代（918-1392年），文人画兴起，李齐贤、安坚等画家以水墨画描绘山水，借鉴中国宋元文人画的笔墨，却在构图与意境上追求“平淡天真”，如安坚的《梦游桃源图》，画面以柔和的线条与淡雅的墨色，营造出理想化的桃源仙境，暗含对现实的超脱。朝鲜王朝（1392-1910年），绘画进一步多元化，宫廷画院“图画署”推动了写实绘画的发展，金弘道的《风俗图》以细腻的笔触刻画民间生活场景，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充满生活气息；同时，“文人画派”则坚守传统，以笔墨抒发情怀，形成了“南宗北宗”并行的格局。朝鲜半岛的绘画理论多借鉴中国传统，却强调“本土风情的表达”，如《绘事备考》中提出“画者，心之迹也，当以本土之景抒本土之情”，体现了对民族艺术特色的坚守。
俄罗斯：俄罗斯的古代绘画艺术在东正教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圣像画”为核心的早期风格，同时在与拜占庭及欧洲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发展。基辅罗斯时期（9世纪-13世纪），受拜占庭影响，圣像画成为主要绘画形式，如《弗拉基米尔圣母像》，以金色为背景，人物形象庄严肃穆，线条简洁流畅，色彩浓艳，通过象征手法传递宗教的神圣与庄严，成为俄罗斯东正教艺术的经典。蒙古统治时期（13世纪-15世纪），俄罗斯绘画陷入沉寂，直至莫斯科公国崛起后，圣像画艺术迎来复兴，安德烈·鲁布廖夫的《三圣像》以柔和的色彩与和谐的构图，展现出三位一体的神性光辉，画面充满宁静与博爱，将俄罗斯圣像画推向巅峰。17世纪以后，俄罗斯开始向西欧学习，宫廷绘画兴起，布留洛夫的《庞贝城的末日》以宏大的构图、细腻的笔触与强烈的色彩对比，刻画了庞贝城毁灭的瞬间，融合了古典主义的写实技巧与浪漫主义的情感表达。19世纪，巡回展览画派的出现让俄罗斯绘画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以写实的手法刻画纤夫的艰辛生活，画面充满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成为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的里程碑。在理论方面，俄罗斯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艺术源于生活”的观点，深刻影响了19世纪俄罗斯绘画的发展方向。
东欧国家：东欧各国（如波兰、匈牙利、捷克等）的古代绘画艺术，在宗教信仰（天主教、东正教）与民族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呈现出多元融合的特色。中世纪时期，东欧绘画多以宗教壁画与祭坛画为主，受拜占庭与哥特式艺术影响，如波兰克拉科夫瓦维尔教堂的壁画，以鲜艳的色彩与精细的装饰刻画宗教故事，线条华丽，构图对称，体现出哥特式艺术的庄严与拜占庭艺术的神秘。文艺复兴时期，东欧各国开始吸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绘画题材从宗教转向世俗，如匈牙利画家米哈伊·蒙卡奇的《死囚的最后一天》，以写实的手法刻画死囚的情感与社会的冷漠，人物形象生动，情感真挚，融合了文艺复兴的写实技巧与民族的历史记忆。19世纪，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