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将绘画与雕塑、建筑并列为“三大艺术”，视其为展现“理想美”的重要载体。在工具使用上，他们已熟练掌握毛笔、刮刀等工具，颜料则以矿物色（如朱砂、赭石）与植物色为主，通过混合蜡或蛋清制成“蜡彩”“蛋彩”，增强色彩的附着力与持久度。在技巧上，古希腊画家注重“写实与理想的结合”，既精准观察人体结构，如《掷铁饼者》的绘画版本（虽原作失传，但通过文献与摹作可知）中，人物肌肉线条流畅，动态精准，展现出对人体解剖学的早期认知；又追求比例的和谐与神韵的表达，提出“黄金分割”法则，将其应用于构图与人物造型，力求画面的均衡与完美。题材上，多以神话故事、英雄传说与日常生活为核心，如帕特农神庙的壁画便描绘了神只聚会、祭祀仪式等场景，线条简练有力，色彩庄重典雅，既服务于宗教信仰，也彰显了城邦的文化精神。
古罗马则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的绘画传统，同时更注重绘画的“实用与叙事功能”。在工具与材料上，古罗马人进一步改良了颜料提炼技术，引入了紫色、蓝色等更稀有的色彩，并将绘画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如壁画）、木板画与羊皮卷插图。庞贝古城的壁画遗存堪称典范，其风格多样，既有模仿大理石纹理的“拟石画”，以细腻的笔触营造空间错觉；也有描绘神话故事与田园风光的“叙事画”，如《狄俄尼索斯与阿里阿德涅》壁画，线条流畅，色彩鲜艳，构图注重对称与层次，通过人物的神情与动态传递故事情感。此外，古罗马的肖像画也极具特色，画家以写实的笔触刻画人物面容，力求还原人物的真实神态，如《奥古斯都肖像》的绘画版本，通过对五官细节与神情的精准捕捉，展现出帝王的威严与气质。在理论与着作方面，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专门论述了绘画与建筑的关系，强调绘画的“装饰性与功能性”，提出“绘画应服务于建筑的整体和谐”，成为早期西方艺术理论的重要文献。
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欧洲绘画艺术的发展轨迹发生了剧烈转折，从古希腊罗马的“人文写实”转向了“宗教神性”的表达，成为服务于基督教神学的重要工具。
中世纪早期（约5-10世纪），由于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大量古希腊罗马的艺术遗产遭到破坏，绘画艺术陷入相对沉寂，主要以“蛮族艺术”与“早期基督教艺术”为主。蛮族艺术以金属工艺装饰为核心，绘画多依附于手抄本插图，如《林迪斯法恩福音书》的插图，线条扭曲夸张，色彩浓烈鲜艳，充满神秘的象征意味，图案多以几何纹与抽象化的动植物为主，较少表现人物，体现出蛮族部落的原始信仰与审美趣味。早期基督教艺术则以“地下墓穴壁画”与“教堂镶嵌画”为主要形式，题材严格限定于《圣经》故事与宗教象征，如耶稣受难、圣母抱子、圣徒肖像等。在技巧上，线条简洁生硬，人物形象扁平化，缺乏立体感，眼神空洞却充满庄严感，色彩以金、蓝、红为主，象征天国的神圣与永恒。如罗马圣克莱门特教堂的镶嵌画，以金色为背景，人物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姿态僵硬却传递出宗教的肃穆与威严，其核心目的在于“传递教义、引导信仰”，而非展现艺术本身的审美价值。
中世纪盛期（约11-13世纪），随着哥特式教堂的兴起，绘画艺术迎来了新的发展。哥特式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绘画”形式，工匠们以彩色玻璃为“颜料”，通过切割、拼接与铅条固定，在窗户上描绘《圣经》中的叙事场景，如巴黎圣母院的彩色玻璃窗，以红、蓝、紫等浓烈色彩构建出“最后的审判”“圣母生平”等画面，阳光透过玻璃洒入教堂，形成斑斓的光影，营造出神秘而神圣的氛围，让信徒仿佛置身于“天国”之中。此外，手抄本插图也进一步发展，如《贝里公爵的豪华时祷书》插图，线条更趋细腻，色彩更显丰富，人物形象虽仍带有程式化特征，但已开始注重情感的表达与场景的营造，画面充满华丽的装饰性，既服务于宗教祈祷，也体现了贵族的审美趣味。在理论层面，中世纪的艺术理论多依附于神学，如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提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而自然是上帝的创造，因此艺术应间接服务于上帝”，将绘画的价值严格限定在宗教范畴内，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中世纪绘画的发展方向，使其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始终围绕“神性表达”展开，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
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绘画工具制作使用、绘画技巧技艺和风格艺术，还有相应文学艺术作品和着作典籍理论等领域的认知理解与认识，也各自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在人类艺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古印度的绘画艺术始终与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紧密相连，以“神性表达”与“象征美学”为核心特质。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期，绘画便已广泛应用于宫殿装饰与宗教场所，虽遗存较少，但从文献《政事论》中可知，当时已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