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卷着雪沫子扑在窗上，发出细碎的声响，王嘉却似未察觉，继续道：“栾书能不听多数、只从贤言，更是难得。他说‘美德为众之主导’，这话真是说到了根上——多数人的意愿，未必是对的，若全凭人多势众，便容易被情绪裹挟、被短利蒙蔽。唯有以‘义’为尺、以‘远’为度，才是执政者该有的定力。桑隧一退，看似没打胜仗，却保全了晋国的信义与体面，更避免了无谓的死伤，这才是真正的‘化险为夷’啊。”
他转身望向案上那些记载着诸侯兴衰的竹简，指尖缓缓划过“阴阳相生、环环相扣”八字批注，轻声叹道：“这乱世里，战是‘阳’，退是‘阴’；争是‘阳’，守是‘阴’。没有绝对的强，也没有绝对的弱，唯有懂得何时进、何时退，何时争、何时守，才能在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可惜啊，这般智者，终究是少数——更多的人，还是被争霸的执念、眼前的利欲牵着走，到头来，不过是让这乱世，多添几分血雨腥风罢了。”
说罢，他拿起笔，在竹简的末尾添了一行字：“勇而无谋，必致祸；智而能退，方为安。”墨迹落在竹片上，与先前的记载融为一体，仿佛也成了这段历史的注脚。
紧接着，在这之后不久，思虑良久之余，只见王嘉的脑海里，对于这一系列事情，此时此刻顿时便浮现出这一时期乃至后续时代诸子百家与名人大师的着作典籍中的佳句名篇，紧接着便轻声吟诵并细细感悟起这一切来。
“《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鲁成公六年的风云，可不正是这两句话的注脚？”
王嘉指尖停在竹简的批注上，目光缓缓扫过案头摊开的诸子残篇，喉间不自觉地溢出吟诵之声。他望着窗外雪后初晴的天光，续道：“郑国夹在晋楚之间，如风中飘萍，郑悼公的仓皇失仪，是‘自强不息’而不得的无奈；晋国韩厥力主迁都新田，弃近利而谋长远，便是‘厚德载物’的远见——乱世之中，唯有德能载‘势’，方能安身立命啊。”
风从窗缝钻进来，掀动了案上的《论语》残卷，恰好停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页。王嘉伸手按住纸页，轻声叹道：“伯宗拒袭卫国，宁舍俘虏财货而守信义，不正是‘不义不为’的道理？夏阳说贪小利而忘大义，若真行偷袭之事，晋国纵得一时之利，失的却是诸侯之心——这‘浮云’般的富贵，果然碰不得。”
谈及桑隧之役中栾书的抉择，他指尖点在《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字句上：“赵同、赵括能胜人，却不能自胜其好战之心，算不得真强；荀首、士燮、韩厥能洞见利害，栾书能听贤言而止战，这才是‘自胜’的智者之强。所谓‘化险为夷’，不过是能战胜心中的贪念与躁进罢了。”
他起身踱至书架前，取下一卷《左传》，翻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记载，目光沉凝：“鲁国奉晋命伐宋，虽为自保，却也沾了不义之嫌；楚国伐郑，为争霸而兴兵，亦是不义之举。这乱世的兵戈，多起于‘不义’，而能止戈者，必是守‘义’之人。季文子建武宫遭非议，恰是因为‘贪他人之功’有违‘义’的根本——礼崩乐坏的时代，‘义’便是最后的准绳啊。”
吟诵声渐缓，王嘉将书卷轻轻放回原处，望着满室竹简喃喃自语：“诸子百家争鸣，争的不过是‘乱世如何自处’的道理。或主‘义’，或主‘德’，或主‘智’，本质皆是教人在风云变幻中守得住本心、辨得清利害。鲁成公六年这一年的事，便将这些道理全演了一遍——后世之人读史，若能悟得其中一二，便也算不负这些竹简上的血与泪了。”
后来，又过了没多久…
在这之中，王嘉与许多相关人士进行交流，并且有了许多自己的感悟。
再到了后来，当他的思绪回到现实中时，他便将其中重要的信息记录在他先前准备好的小竹简小册子上，之后再细细分析。
然后，他在完成自己手中的书籍整理与分类工作后，他便马不停蹄的带着自己的疑惑，前往他的老师左丘明丘明先生休息以及办公的地方，寻求答疑解惑。
“先生，弟子连日梳理鲁成公六年史事，观诸侯征伐、盟会、迁都之变，心中有三惑，百思不得其解，特来求教。”
王嘉捧着誊满注解的小竹简册子，躬身立于左丘明案前，案上烛火摇曳，将他的身影投在满墙的竹简上，忽明忽暗。他小心翼翼地展开册子，指尖点在“郑悼公失仪而卒”的记载上：“其一，郑伯赴晋授玉，因惶急失仪而被士贞伯断‘命不久矣’，弟子初以为是礼仪之责，细想却觉不然——他的仓皇，实是郑国夹在晋楚间的身不由己。敢问先生，乱世之中，‘礼’与‘势’相悖时，当以何为先？”
左丘明正抚着一卷《春秋》残简，闻言抬眼，目光虽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