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则基于自身“游牧与农耕并存”的国情，构建起“适配性数据体系”。辽朝推行“南北面官制”，数据治理亦分两套：对契丹本部及游牧部落，仅记录“部落人口、牲畜数量、草场范围”等核心数据，适配其游牧生产方式；对燕云十六州等汉地，则沿用唐宋户籍、田赋数据制度，登记“田亩、丁口、赋税”。西夏则独创“蕃汉合璧”的数据记录方式，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以西夏文与汉文双重标注“土地分配标准（官户、民户受田亩数差异）、兵役征发数量（每十户出一兵）、仓储损耗额度”，用数据规范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治理。金朝作为入主中原的政权，更将数据治理与“汉化改革”深度绑定，推行“通检推排”制度——每三年派官员赴各地，按“土地、财产、人口”量化数据重新核定户等，避免士族隐匿资产逃避赋税，《金史·食货志》记载，大定年间通过通检推排，“核出隐匿田产二十余万顷，新增赋税十余万石”，可见数据核查的实际效能。
到了元代，大一统帝国的重建让数据治理实现“多民族体系的整合与升级”。元廷在继承宋、金制度基础上，创设“诸色户计”制度，将全国人口按职业量化分类（如民户、军户、匠户、盐户），不同户计承担不同赋役，户籍中需明确标注“户计类型、从业人数、应缴赋役额度”，形成全国统一的“职业-赋役”数据关联。同时，元代算学与印刷术的发展为数据管理提供技术支撑：王恂、郭守敬编制《授时历》时，依托“圭表测影”获取的数万组天文数据，精准测算出“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数据精度达当时世界顶尖水平；官方以活字印刷术批量印制“户籍册、赋税簿”，不仅降低数据记录成本，更实现数据的快速传播与核对——行省向中央上报数据时，可同时提交多份副本，便于层级审核。
数据防伪与保密机制也因政权特性升级：宋代官方档案采用“朱印押缝”（骑缝盖章）防止篡改，重要数据（如军粮储备）需“双重加密”——既用代码替代具体数字（如“甲”代表十万石），又限定专人解密；元代则对“驿传数据”（如公文传递里程、驿站物资储备）实行“牌符核验制”，调阅数据需出示对应牌符，否则严禁查阅。从宋代的“精细化市场化”，到辽夏金的“民族适配性”，再到元代的“整合升级”，这一时期的数据治理不再是单一体系的延续，而是在多民族交融中完成“范式扩容”，既保留中原文明的量化智慧，又融入少数民族的治理经验，为明清数据体系的成熟埋下伏笔。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大一统帝国的集权程度达到顶峰，数据治理彻底走向“体系化固化、全域化管控与精细化闭环”——既深度承袭宋元数据范式，又围绕“巩固统治、保障赋役、严控资源”的核心诉求，构建起覆盖全国、贯穿中央与基层的“数据治理帝国”，其制度严密性与执行力度远超前代。
明代以“制度重构”为核心，将数据治理与“皇权集中”深度绑定。立国之初，朱元璋便推行“黄册制度”与“鱼鳞图册”，构建起“人口-土地”双核心数据体系：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记“籍贯、户别（民户、军户等）、家庭成员、年龄、田产、赋役额度”，每十年重新编造一次，由里甲、县、府、省层层审核上报，最终汇总至中央户部的“黄册库”（后设南京后湖黄册库），库中档案按“省-府-县-里”分类存放，多达百万册，成为征发徭役、征收赋税的绝对依据；鱼鳞图册则以田为单位，用图形标注田产四至、亩数、肥力等级、业主信息，甚至绘制田块形状（因形似鱼鳞得名），与黄册数据相互印证，从根源上杜绝“隐田瞒户”——如某户黄册登记田产十亩，鱼鳞图册需对应标注十亩田的具体位置与边界，数据不符则需重新核查，形成“人田对应、数据互证”的闭环。
政务层面，明代优化元代“诸色户计”，简化为“民、军、匠、灶”四等户，户籍数据终身绑定职业，严禁随意变更，以此保障赋役来源的稳定性；同时完善“里甲制度”，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统一管理户籍申报、数据汇总，里长需对辖区数据真实性“连坐担保”，倒逼基层数据精准。商品经济领域，数据应用更显“管控性”：官方设“钞关”记录商船载货量、商税额度，如“运河沿线钞关，每船按载重一石征税若干”；民间商铺虽沿用“四柱清册”，但需定期向官府报备“经营数据摘要”（如年度营收、税额），接受数据核查，避免偷税漏税。
清代则在明代基础上实现“数据治理的深化与适配”，既延续核心制度，又针对时代问题优化调整。前期承袭“黄册”“鱼鳞图册”制度，但简化数据登记内容，更侧重“田产与赋税的直接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