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数据保密与防伪机制也日趋成熟：中央档案库“史馆”“秘阁”设专人看管，户籍、赋税等核心数据需“加盖官印”方可调阅，复制需经多层审批；民间账本则用“朱笔写收入、墨笔写支出”的传统防伪法，并在账册末尾标注“核对人、日期”，防止数据篡改。从隋的“制度重构”到唐的“法治深化”，数据已彻底成为盛世帝国的“运行中枢”——支撑着行政效率、经济繁荣、科技进步与社会稳定，其体系化、法治化水平达到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巅峰，也为后世数据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盛唐范式”。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盛唐时期精细化、体系化的全国性数据治理体系再度崩坏，数据应用重回“以政权存续为核心的极简实用模式”——各国疆域狭小、战事频发，既无力维系统一的户籍与财税数据标准，更将数据价值高度聚焦于“军资筹措、物资管控与疆域勘定”，形成“碎片化、应急性”的治理特征。
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数据治理最核心的诉求是“快速掌握核心资源以支撑战事”。后梁、后唐等中原政权，均简化户籍登记内容，仅重点记录“丁男数量、耕牛头数、可征粮田亩数”三类核心数据——丁男数量直接对应兵员征发额度（如“每五丁抽一为兵”），粮田与耕牛数据则决定赋税征缴上限（如“每亩纳粮二斗，每头耕牛纳绢一匹”），摒弃了唐代“手实—计帐—户籍”的复杂体系，以“极简数据清单”快速完成资源核算。南方的南唐、吴越等国，虽相对安定，但数据治理同样服务于“自保与军备”：南唐在长江沿岸设“水栅营田使”，仅记录“营田面积、水稻亩产、漕运粮量”，以量化数据保障军粮储备；吴越则聚焦盐铁产销数据，通过“盐场产量、铁冶岁课、商贩税额”的精准记录，快速充盈国库以支撑海防建设。
数据的“动态适配性”远超系统性——各国常因疆域伸缩、战事胜负调整数据口径：若某州被攻占，便立即重新登记当地“丁口、粮草”数据，无需与原有体系衔接；遇灾年则临时下调赋税数据标准（如“灾田每亩减半纳粮”），灾后再按实际耕种情况恢复，完全以“应急需求”为导向。典籍与档案也多是“碎片化的实用记录”，如后晋的《旧五代史·食货志》仅零散记载“天成元年，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长兴三年，天下税钱三百八万五千”等核心数据，无系统的制度描述；民间商铺账本更简化为“收支流水账”，仅记录“某日收粮几石、售布几匹、得钱若干”，以最直接的量化记录保障乱世中的经营存续。
数据防伪与保密则完全服务于军事安全：核心的“兵员数量、粮草储备、军器作坊产量”等数据，多由君主亲信专人保管，以“暗号标注”（如用特定符号代替具体数字）避免泄露；户籍、赋税等基础数据则因管理粗放，造假、隐匿现象普遍——地方官为规避征兵赋税压力，常私下篡改丁男数量、瞒报粮田，而中央因战事缠身无力核查，形成“数据失真与治理松散”的恶性循环。
尽管这一时期数据治理再度陷入“碎片化”，但始终紧扣“乱世生存”的核心需求，以“极简数据、快速核算、应急适配”为原则，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维系着资源调配的基本逻辑，为北宋统一后重构全国性数据体系保留了实践基础。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与交融的格局，让数据治理突破了此前“汉地单一范式”，形成“多元体系碰撞、南北特色分化、技术驱动升级”的复合特征——既有中原王朝对唐宋数据制度的继承深化，也有少数民族政权结合自身统治需求的创新适配，更因印刷术、算学发展实现数据应用的“技术赋能”。
宋代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承载者，将数据治理推向“精细化与市场化新高度”，其核心逻辑从“保障政权存续”转向“支撑经济繁荣与社会治理”。在政务层面，宋代承袭唐代“三省六部制”，但户部数据管理更趋专业，下设“户口、田赋、仓场、商税”等专项数据管理机构，首创“四柱清册”（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标准化核算体系——官府与民间皆以此为模板记录收支，如州府核算赋税时，需清晰标注“期初结余（旧管）、本年新增（新收）、支出损耗（开除）、期末实存（实在）”，数据勾稽关系一目了然，成为后世会计制度的核心范式。户籍管理则适配商品经济发展，将人口划分为“主户”（有田产者）与“客户”（佃户），按“户等”（依据田产、财产量化划分）征收赋税，同时首创“丁口簿”与“税产簿”分离制度：丁口簿记录人口动态，税产簿精准登记田产四至、亩数、肥力等级，甚至标注“佃租比例”，为赋税公平征收提供数据支撑。
商品经济的繁荣更推动数据应用向“市场化延伸”：宋代市舶司需详细记录“海外商船到港次数、货物种类（如香料、瓷器）、数量、抽税比例”，如“每艘商船抽解（征税）十分之一，粗色货物（如木材）抽解十五分之一”，通过量化数据管理海外贸易；民间商铺则普遍使用“算盘”提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