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数据的“实用主义”特征更趋明显，典籍中多是适配乱世的量化实操记录。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作为北朝农业着作，将数据精准度推向新高度——如“种麻，每亩用子三升”“酿酒，米一斗，曲三斤”，以具体量化标准适配战乱中有限的资源，帮助农户提升生产效率；而军事着作《司马法》注本中，补充“兵车一乘，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载粮三日”的量化编制，为乱世中的军队组建提供数据参考。民间层面，商铺账本虽简化了形式，却更聚焦核心数据——如记录“某日进布十匹，每匹售价五千钱；出粮五石，每石成本三千钱”，以“收支量化”核心逻辑，在动荡中保障经营存续。
数据防伪与保密也适配乱世需求：官方档案多以“密写”“分藏”方式保护核心数据（如军粮储备、兵员数量），避免被敌方窃取；民间则用“暗记”（如账本上的特殊符号）标记收支数据，防止账目被篡改。尽管这一时期数据治理缺乏大一统时代的系统性，但始终以“保障政权存续、优化资源分配”为核心，在分裂与动荡中完成了数据体系的“动态适配”，为隋唐时期数据治理的再度繁荣埋下伏笔。
而在隋唐之际，大一统帝国的再度崛起与盛世气象的形成，让数据治理从“乱世动态适配”重回“全域系统重构”，并朝着“法治化、精细化、体系化”的巅峰迈进——数据不再仅是“治理工具”，更成为贯穿国家行政、经济民生、科技文化的“运转基石”，其制度设计与应用深度远超前代。
隋朝作为承前启后的关键王朝，以“制度奠基”为核心重构数据体系。为厘清全国资源、保障大一统统治，隋文帝推行“大索貌阅”与“输籍定样”：前者要求官吏逐户核对户籍上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是否相符，严查士族隐匿的“浮客”（无户籍人口），仅开皇三年便清查出隐匿人口一百六十余万；后者则由中央制定统一的“户籍样本”，明确登记“户等、田产、赋税额度”等核心数据，地方按样本编制户籍，实现全国户籍数据的标准化。在此基础上，隋朝创设“三省六部制”，其中“户部”（民部，避太宗讳改）专管全国户籍、田亩、赋税、仓储等数据，下设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分别负责数据登记、核算、货币管理与仓储统计，形成“中央统筹—地方执行—分层核算”的闭环数据管理架构。大运河的开凿更凸显数据的规划价值——从河道走向的测绘数据、不同河段的水深宽度标准，到漕运船舶的载重量（每船可运粮千石）、转运周期的量化测算，皆以精准数据为支撑，保障南北物资高效调配。
进入唐代，数据治理在隋朝基础上实现“法治化与精细化升级”，典籍与制度中处处可见数据的“刚性规范”。《唐律疏议》作为中国古代成文法的巅峰，将数据核验、造假惩戒纳入法律体系：如“脱户漏口”条规定，“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脱口及增减年状（篡改年龄、相貌数据）以避课役者，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以重刑确保户籍数据的真实性；“仓库令”则明确“仓储粮食需按月记录出入数量，每季度汇总核对，损耗超规定额度（如粟米每石损耗二升）需追责”，将数据管理与官员问责深度绑定。
政务层面，唐代“上计制度”升级为“朝集使制度”：每年十一月，各州朝集使需携带辖区“计簿”（含户口增减、垦田数、赋税入库量、刑狱案件数、灾害损失数据等）赴京，在尚书省与户部官员逐一核对，数据无误后存档，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核心依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年间“天下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精准的人口数据为“租庸调制”“两税法”的推行提供了核心支撑。户籍管理更趋精细，创“手实—计帐—户籍”三级体系：百姓每年自报“田产、人口、赋役”数据（手实），里正汇总为“计帐”，县府据此编制正式户籍，户籍中不仅记录人口基本信息，更标注“永业田、口分田”的具体亩数、四至边界，甚至家庭成员的“丁中身份”（成丁、中男、老幼），以量化数据划分徭役、赋税承担标准。
科技与民生领域，数据应用更显“实用创新”。僧一行主持的《大衍历》编制，以长期观测的“日月运行数据”“节气时刻量化记录”为基础，精准测算出回归年长度（365.2444日），其数据精度远超前代；陆羽的《茶经》则将数据融入农业与手工业——如“茶之出”篇记录不同产区茶叶的“采摘时间（春中、晚春）、制作工序量化标准”，“茶之器”篇明确茶器的尺寸（如茶釜“口径一尺二寸”），让茶叶生产从“经验操作”转向“数据规范”。民间商业中，“柜坊”“飞钱”的出现推动数据管理升级：柜坊记录客户存款“数额、存取日期”，飞钱则以“异地兑换凭证”的形式记录“汇款金额、兑付地点”，形成早期金融数据的管理模式；商铺账本更形成“四柱清册”雏形（旧管、新收、开除、实在），通过“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