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承袭秦制并进一步优化数据体系，“上计制度”升级为全国性的“政务数据考核体系”。每年年末，郡国守相需将辖区内户口增减、垦田拓展、赋税入库、粮仓储量、刑狱案件等核心数据，汇总为“计簿”并派专人赴京上报，丞相与御史大夫逐一审核——《汉书·张苍传》记载，张苍任丞相时“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曾依据全国垦田与人口数据，精准核算财政收支，为汉初休养生息政策提供数据支撑。户籍管理更趋精细，创“编户齐民”的完善体系：百姓按籍贯、爵位、职业、财产（田宅、奴婢、牛羊）登记造册，甚至标注“年若干、身高几尺”，这种“全维度人口数据”不仅用于赋税徭役，更成为识别良民、防范奸邪的依据。而《盐铁论》中，桑弘羊与贤良文学辩论盐铁官营得失时，动辄引用“边郡积谷三百万石”“铁器岁造数十万件”等精准数据，可见数据已成为朝堂议事的“核心论据”。
东汉则将数据应用从“政务治理”延伸至“科技实践与民生服务”，典籍中多了大量“量化实操记录”。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其“八道施关，龙首衔丸”的设计，暗含对地震波传播方向、力度的量化测算——虽无精准数据留存，却以“仪器感应”的形式，将自然现象转化为可观测的“信号数据”；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以“铜锡销炼，百炼不轻，重为真金”的量化经验，论述器物制造的质量标准，将手工业生产的“数据认知”写入着作。农业领域，崔寔的《四民月令》堪称“民间数据应用范本”，书中按节气记录“三月可种黍、四月收麦”的农时数据，更细化“每亩施粪若干”“播种几升”的量化标准，让农户可按数据开展农耕；而官方修订的《汉律》，则将“盗窃价值百钱以下笞五十，百钱以上至二百五十钱耐为隶臣”等量化量刑标准进一步完善，让数据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刚性标尺”。
这一时期，数据求实与保密机制也同步升级：中央设“兰台”“东观”等档案机构，专人保管户籍、计簿等核心数据，需“符节核验”方可查阅；民间商铺则用“朱墨分书”（红笔记录收入、黑笔记录支出）的账本防伪法，确保经营数据的真实性。从秦的“标准化奠基”到两汉的“精细化深化”，数据已彻底成为大一统帝国运转的“中枢神经”——支撑着赋税征调、资源分配、科技发展与社会治理，其体系化程度远超先秦，为后世数千年的封建数据治理奠定了核心范式。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政权分立与社会动荡，让大一统时代的“标准化数据体系”被迫转向“适配乱世的动态治理模式”——数据治理不再追求“全域统一”，而是以“服务政权存续、保障资源供给”为核心，在分裂格局中形成“区域性精细运营”的鲜明特征，典籍与档案中也处处留下数据适配乱世的痕迹。
三国鼎立之际，数据应用完全围绕“军资保障与国力竞争”展开。曹魏推行“屯田制”，将流民按“屯”编制，精准记录每屯的耕地面积、屯民数量、粮食亩产——《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记载，“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得谷百万斛”，通过量化屯田产出，为军队提供稳定粮源；同时设“度支尚书”一职，专职核算全国军粮、兵器、兵员的供需数据，比如按“一兵一年耗粮三十石”的量化标准，倒推屯田规模与赋税征缴额度。蜀汉则依托《出师表》中“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的量化判断，制定北伐决策，而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强调“军无粮食则亡”，要求“每军中有典领粮谷者，必令清慎周密，计粮用，知有无”，将粮草数据的精细化管理视为军事胜负的关键。孙吴则聚焦水利与航运数据，记录长江沿线港口的船舶吨位、漕运频次，以“每艘粮船载谷五千斛”的量化标准，保障江东与荆州、交州的物资转运，维系政权运转。
晋朝统一后，曾短暂尝试恢复大一统数据体系，西晋颁布“户调式”，以“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的量化赋税标准，重构户籍与财税数据关联；但西晋灭亡后，南北朝对峙让数据治理再度呈现“南北分野”。北方政权（如北魏）为强化统治，推行“均田制”，按“男子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的量化标准分配土地，同时配套“三长制”（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逐户登记受田、人口数据，形成“土地-人口-赋税”的闭环管理——《魏书·食货志》中详细记载“均田令”的各项量化条款，正是数据制度适配少数民族统治与农业恢复的体现。南方政权（如南朝宋、齐）则侧重“士族与户籍数据的博弈”，面对士族隐匿人口、逃避赋税的问题，推行“检籍”制度，派官吏核对户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