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宗听他言辞恳切、条理分明，暗自惊叹民间有此明事理之人，便邀他一同乘车去见景公，共享建言之功。那平民却摆手拒绝：“我不过是个赶车的，所言皆是乡野之见，怎敢面见国君？大人只需将这话转告国君便好。”伯宗无奈，只得谢过他，驱车加急赶路。抵达绛都后，伯宗便将平民的话原原本本禀报景公，景公听后觉得有理，便一一照做：下令停办宫中宴乐，自己改居偏殿，身着素服，又命太祝率人前往梁山设祭，以安抚民心、祈求灾患平息。
这年六月，许、郑两国的争端再起——许灵公因郑国侵占其南部边境的枋地，亲自赴楚国控告郑悼公。彼时楚国仍是南方霸主，许、郑均为楚的附庸国，楚共王便召郑悼公赴楚对质。郑悼公不敢违抗，只得亲率大夫皇戌、子国前往楚都郢城。在楚廷之上，许灵公声泪俱下控诉郑国“恃强凌弱、屡犯边境”，郑悼公虽据理力争，辩解“枋地本是郑国故地，只是暂借许国耕种，如今讨回合情合理”，却因楚国素来偏袒许国（许国更为顺从楚国），终究辩论失利。楚共王为惩戒郑国，当场下令将随行的郑大夫皇戌与子国拘留，扣留在郢城作为人质。
郑悼公又气又惧，独自返回郑国后，深知楚国已不可靠，若再依附楚国，迟早被许国吞并。思虑再三，他决意背弃楚国，转而投靠中原霸主晋国——便急派公子偃出使晋国，向晋景公表达“愿归服晋国、共抗楚国”的诚意，并请求晋国出面调解郑许争端，营救被拘留的皇戌与子国。晋国本就想拉拢郑国、削弱楚国势力，见郑悼公主动来附，当即应允，为后续虫牢会盟埋下了伏笔。
眼见在鲁成公五年春夏两季各诸侯国彼此之间国内外争端合作、以及权谋攻伐的跌宕起伏诸事，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在暗中静静围观这一切的王嘉大为感慨，只见他在抬头望向远方，同时又长长舒了一口气之余，紧接着便不紧不慢的道出他的反思思考与那评价感悟之言来。
“唉——春秋之世，果然处处是‘局’，事事藏‘数’啊！”
王嘉望着书库外随风摇曳的竹影，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案上那卷刚抄录的《春秋》残简，语气里满是叹服与豁然。“你看这赵氏宗族，赵婴一句‘我在则栾氏不敢动’，多明白的制衡之理——他心里分明算着‘赵氏与栾氏的力量之数’，可赵同、赵括偏要揪着‘私德之过’，算不清‘逐一人而弱全族’的大账，这不是自毁根基么？神明示警又如何？心盲者，纵祭遍山川也躲不过祸患。”
他稍一停顿，目光扫过记录孟献子使宋、宣伯馈荀首的简牍，又道：“再看列国之间，无一处不是‘算’出来的同盟——鲁宋互聘，算的是‘粟与丝帛的互补之数’，借粮秣贸易固盟；晋齐联姻，算的是‘鞌之战后强弱之数’，用婚姻绑住昔日仇敌；鲁人馈晋，算的是‘抗楚需倚仗的势力之数’，不敢有半分怠慢。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算得清的利弊，这话放在此时，竟分毫不差。”
话锋一转，他想起梁山山崩时那绛邑平民的言辞，眼底多了几分敬意：“最妙的是那赶车的平民，世人都以为山崩是‘天谴’，他却能看透‘土壤腐朽’的根本，道出国君该守的‘礼制之数’——减膳撤乐、祭祀祈福，看似是敬神，实则是用规矩稳住民心，这才是‘以数安邦’的真谛啊！比起那些只知问卜、不知务实的大夫，他才算真正懂了‘数’的用处。”
最后，他翻到郑许争端的记录，轻轻摇头：“郑国背楚投晋，更是算透了‘强弱之数’——楚偏袒许国，郑在楚营无立足之地；晋需拉拢郑国制楚，正好一拍即合。所谓‘盟约’，不过是各方算清了‘利弊之数’后的暂时妥协，今日能为利结盟，明日便能为利反目。”
王嘉将竹简轻轻摞齐，长叹一声：“从前只觉得‘数’是算学、是度量，如今才懂，春秋乱世的每一件事，都藏着‘数’的逻辑——宗族兴衰算的是‘人心向背之数’，列国纷争算的是‘实力强弱之数’，就连灾荒应对，算的也是‘礼制与民心之数’。先生让我钻研春秋与数据，原来不是要我记多少数字，而是要我看懂这‘数’背后，人心的权衡、邦国的取舍啊！”
时间宛若白驹过隙，正一分一秒的飞速流逝…
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换转移…
秋八月，暑气渐消，晋地垂棘（今山西潞城东北，以出产美玉闻名）的驿馆外，旌旗猎猎。郑悼公亲率大夫公子偃等一行人抵达，晋国则由中军佐赵同代表晋景公出面，两国在此举行结盟仪式——这是郑国背弃楚国、正式归服晋国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晋郑“新盟确立”的关键一步。
盟会按春秋礼制举行：先由太史铺设玉帛、陈列牺牲（牛羊各一），再由双方主盟者登坛。赵同手持盟书，高声宣读辞文：“郑与晋，共奉天子，同拒楚、秦，互通聘问，互不攻伐。若有负此盟，愿受山川之罚，国祚不永。”郑悼公随后歃血（以指尖蘸牲血涂于唇上），郑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