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领域，教会成为数据记录的核心载体，数据服务于“宗教管理与精神控制”。天主教会通过“教区登记册”记录信徒的核心信息：出生、洗礼、婚姻、死亡的时间与地点，这些数据不仅用于管理教会成员，更成为界定“信徒身份”、排查“异端”的依据——如某教区若出现未登记洗礼的人口，便可能被怀疑为异端。此外，教会还记录“宗教财产数据”（如教堂土地面积、庄园数量、信徒捐赠的财物数量），修道院则会统计“修士数量、耕地产出、宗教仪式举办频次”，以简单数据维系内部运转。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虽保留了少量天文观测与医学数据记录（如记录节气变化、疾病传播的时间节点），但多为教会服务，未能形成独立的数据分析体系。
这一时期，数据的“简陋性”与“保密性”并存：世俗数据多为领主或管家私人掌控，以简单符号（如划痕、刻痕）或简短文字记录，避免佃农知晓全局数据而反抗；教会数据则由神职人员专属管理，登记册被锁于教堂密室，禁止非教会人员查阅，数据的核心作用从“治理工具”退化为“局部管控的辅助手段”，直到中世纪晚期商业复兴与中央集权国家兴起，才逐渐迎来数据体系的复苏。
与此同时，在同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及非洲地区，人类对数据信息的认知与实践，虽未形成中、欧那样系统化的制度性框架，却深度贴合本土文明的生存根基与发展特质，沉淀出兼具实用价值与地域印记的独特智慧。
古印度的数据实践，始终与宗教信仰、社会结构交织共生。早在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00-前500年），《吠陀经》中便孕育出祭祀用的“数论”雏形——通过“三吠陀”“七圣哲”等固定数字组合构建仪式秩序，本质是以量化逻辑规范信仰实践的每一环。进入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前187年），数据正式成为帝国治理的工具：阿育王时期的摩崖诏令，虽以宣扬佛法为核心，却暗藏精准的量化记录，如“某地区供养僧侣三千人，岁拨谷物万石”；官方更系统性统计村庄数量、耕牛存栏、灌溉渠道长度，为“田亩产量六分之一”的赋税征收标准，及灾荒时的粮食调配提供核心依据。尤为关键的是，古印度数学成就为数据应用注入动能——十进制计数法与梵文“?unya”（零）概念的诞生，让复杂计算更精准，民间商铺以棕榈叶为载体，清晰标注商品“数量-单价-总价”，甚至衍生出“收入减支出”的简易盈亏核算逻辑。
阿拉伯世界则以“知识整合+实用测算”为核心，成为东西方数据智慧的关键中转站。公元8-13世纪阿拔斯王朝鼎盛期（尤其是巴格达“智慧宫”存续阶段），学者们系统翻译古希腊几何学、波斯天文典籍与印度十进制计数法，将外来智慧与本土商贸需求深度融合，构建起系统化的实用数据体系。商贸领域，跨地中海至印度洋的贸易需求，催生出复式记账雏形：商人以阿拉伯文在纸莎草或羊皮纸上分栏记录——进货地、货物数量、运输成本、销售价格，甚至标注“1第纳尔兑换若干第拉姆”的跨区域货币比率，通过精准核算规避贸易风险。天文与地理领域的测算更显精湛：花拉子米编制《天文表》时，累计数万组日月星辰运行数据，测算回归年长度约365.24天；地理学家伊本·白图泰的游记中，详细记录途经地区的城市人口估算、“法尔萨赫”（阿拉伯长度单位）计程的商路里程、物产产量，这些量化记录成为研究中世纪亚非欧地理的珍贵史料。
美洲大陆的玛雅、阿兹特克文明，数据认知深深植根于历法崇拜与城邦治理。玛雅人创造的“太阳历”与“长计数历法”，堪称古代量化计时的典范：太阳历以365天为一年（分18个月、每月20天，外加5天忌日），长计数历以20进制记录时间（如“1金=20卡盾，1卡盾=20盾”），通过石碑刻痕标注“9.12.10.0.0”等时间节点，用时间量化数据构建文明的历史脉络。城邦管理中，玛雅人会精准统计人口、玉米田亩数、神庙数量，蒂卡尔城邦石碑便记载“某时期供养祭司五百人，玉米年产量若干担”，为宗教祭祀与粮食分配提供依据。阿兹特克文明则在特诺奇蒂特兰城（今墨西哥城）建立严密的贡赋数据体系：被征服部落需按约定缴纳贡物，官方以象形文字记录“贡物种类（可可豆、棉布、绿松石等）、数量（如月缴可可豆万颗）、缴纳周期”，更绘制贡赋分布图，清晰标注各部落额度，以数据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