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安保防务领域的认知理解与认识，也深度贴合本土文明特质与生存环境，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防务形态，既承载着政权统治需求，也烙印着文明发展的独特印记。
古印度的防务体系与种姓制度、宗教文化紧密交织：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建立起南亚首个大一统防务网络，中央设“军事大臣”统筹全国兵力，地方分设“军区”，组建包含步兵、骑兵、战车兵、象兵的“四军”，其中象兵因体型庞大、冲击力强，成为战场上的核心威慑力量，多用于突破敌军阵型。同时，古印度将防务伦理融入宗教教义，《摩奴法典》中明确规定“刹帝利”种姓的职责是征战与守卫，强调“为正义而战”的防务理念；城市防务则以“环形城墙+护城河”为标配，如华氏城（今巴特那），城墙高达数丈，设有百余座城门与塔楼，内部还修建“粮仓堡垒”，以应对长期围困。
阿拉伯世界的防务发展则与伊斯兰教扩张、商贸安全需求相伴相生：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人依托骑兵的高机动性，构建起“快速突袭+据点驻守”的防务模式，骑兵部队以轻装为主，擅长长途奔袭，既用于开拓疆域，也用于守护商道——当时连接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西段，阿拉伯人设置“驿站哨所”，防范游牧部落劫掠，保障香料、丝绸等商品运输安全。阿拔斯王朝时期，都城巴格达的防务体系更趋完善，城市外围修建“双层城墙”，内层城墙设箭楼，外层城墙环绕护城河，中央组建“哈里发近卫军”，士兵多从突厥等游牧民族中招募，装备精良且忠诚度高；同时，阿拉伯人还将数学、工程学知识应用于防务，改进投石机、攻城锤等装备，提升攻防能力。
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印加三大文明，虽未接触欧亚防务体系，却依托自然环境创造出独特的防务形态：玛雅文明以“城邦联盟”为基础，各城邦在边境修建“堡垒式神庙”，既作为宗教祭祀中心，也作为防御据点，神庙墙体陡峭，仅设狭窄通道，易守难攻，同时通过“烽火台”传递军情，防范邻邦入侵；阿兹特克文明在特诺奇蒂特兰城（今墨西哥城）构建“水上防务”，城市建于湖中，以堤坝与水道分割区域，战时可拆毁堤坝阻断敌军进攻，同时组建“雄鹰战士”“美洲豹战士”等精锐部队，装备黑曜石刀、投矛，守护都城与周边属地；印加帝国则依托安第斯山脉，修建“印加古道”，古道贯穿南北疆域，沿途设“驿站堡垒”，驻军可快速响应边境危机，同时在险要地段修建“石砌防御墙”，如马丘比丘古城，城墙与山体浑然一体，既抵御外敌，也抵御自然灾害。
非洲地区的防务形态则呈现出“草原游牧”与“城邦守卫”的二元特征：北非的埃及王朝延续法老时代的防务传统，在尼罗河三角洲修建“要塞群”，防范西亚游牧民族入侵，同时组建“重装步兵”与“战车部队”，装备青铜武器与皮甲，用于维护疆域统一；东非的斯瓦希里城邦（如基尔瓦），因依托海洋商贸兴起，防务重心偏向“海防”，城邦港口修建“石砌堡垒”，组建“小型舰队”，防范海盗与其他城邦劫掠，保障黄金、象牙等商品的海上运输；西非的马里帝国、桑海帝国则以“骑兵防务”为核心，利用西非草原的马匹资源，组建大规模骑兵部队，既用于拓展疆域，也用于守护跨撒哈拉商道，同时在都城（如廷巴克图）修建“土坯城墙”，设置城门与了望塔，形成内陆城邦的防御体系。这些地区的防务实践，虽未形成统一体系，却均以“适配本土环境、服务文明存续”为核心，成为世界防务史中多元且独特的篇章。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其防务形态既受地缘环境影响，也深植于本土社会结构与文化基因，形成了与其他文明迥异的发展路径。
日本的古代防务随幕府统治与武士阶层崛起，逐渐形成以“武家政治”为核心的体系。平安时代后期，地方豪强为抵御匪患与中央势力，组建私人武装“武士团”，武士以“忠君、尚武”为信条，装备太刀、弓箭与铠甲，形成早期防务力量；到镰仓幕府时期，“御家人制度”确立，武士通过效忠幕府获得土地与特权，同时承担防务职责——幕府在全国设“守护”“地头”，分别负责地方军事指挥与基层治安，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的防务网络。战国时代，各藩国为争夺霸权，进一步革新防务：织田信长组建“足轻部队”，以火枪（铁炮）装备步兵，改变传统骑兵主导的战术；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推行“刀狩令”收缴民间武器，同时修建“大阪城”等巨型城堡，城堡以石垣、天守阁为核心，配备箭楼与护城河，既是军事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