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的防务发展则长期与中原文明互动，同时兼顾本土防御需求。高丽王朝时期，为应对北方契丹、女真的侵扰，借鉴中国唐朝“府兵制”，推行“丁田制”——成年男子分得土地，需服兵役，组建“三军”（中央军、州郡兵、乡兵），同时在北部边境修建“千里长城”，以夯土城墙与堡垒阻挡游牧民族南下；朝鲜王朝时期，防务体系更趋完善，中央设“兵曹”掌管军事，地方设“镇”“堡”，组建“京军”守护都城汉城（今首尔），“边军”戍守北部边境。壬辰倭乱期间，朝鲜将领李舜臣改良“龟船”，船体覆盖铁板、配备火炮，在海战中重创日本舰队，成为朝鲜古代海防的标志性成果；同时，朝鲜还引入中国明朝的火器技术，改良火铳、火炮，用于城防与野战，形成“陆防+海防”“传统战术+火器应用”结合的防务形态。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古代防务，则因频繁面临草原游牧民族与西欧势力的冲击，呈现出“防御优先、集权整合”的特征。基辅罗斯时期，各公国为抵御维京人、佩切涅格人的入侵，在河流沿岸修建“木构堡垒”，同时组建“瓦良格卫队”（雇佣军）与“自由民步兵”，形成早期防务力量；莫斯科公国崛起后，伊凡三世统一俄罗斯，组建“射击军”（职业化火枪部队），同时扩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将其从木构堡垒改建为石砌要塞，城墙高达19米，设19座塔楼，配备火炮，成为俄罗斯中央集权的防务核心。东欧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则依托“翼骑兵”部队构建独特防务——骑兵装备长矛与马刀，背上插有羽毛装饰的翼板，兼具冲击力与威慑力，在对抗莫斯科公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时，联邦在边境推行“哥萨克自治”，利用哥萨克人的游牧作战能力，防范南方鞑靼人的侵扰，形成“职业化骑兵+边境自治武装”的协同防务模式。这些地区的防务实践，既承载着抵御外部威胁的现实需求，也塑造了各自文明的军事传统与社会结构。
至于东南亚地区，受热带雨林、河流三角洲与岛屿密布的地缘环境影响，古代文明的防务形态始终围绕“适配自然、多元融合”展开，既保留本土部落防御传统，又吸收周边文明（如印度、中国）的军事智慧，形成“水陆协同、寨堡为核”的独特体系，在吴哥王朝、满者伯夷王国、暹罗阿瑜陀耶王朝等政权的实践中留下鲜明印记。
中南半岛的吴哥王朝（今柬埔寨一带），将防务与水利工程深度绑定，构建起“水防+城防”的双重屏障。吴哥窟所在的吴哥城，以巨大的“巴肯山”为中心，外围环绕宽达100米的护城河与高达8米的石砌城墙，城墙设5座城门，门两侧雕刻巨型石像，既象征王权威严，也强化防御气场；更精妙的是，王朝依托湄公河支流，修建复杂的灌溉与防洪系统，这些水道不仅滋养农田，战时可通过闸门调控水位，形成天然水障，阻挡敌军进攻。同时，吴哥军队以步兵为主，装备青铜剑、竹制长矛与藤甲，擅长在雨林与水网中展开游击作战，抵御周边占婆王国、暹罗势力的侵扰。
马来群岛的满者伯夷王国（今印度尼西亚一带），则因岛屿分散的地理特征，发展出“以海为防、以船为兵”的海防体系。王国控制马六甲海峡等关键航道，组建庞大的“楼船舰队”，每艘楼船可载百人，配备弓箭、投石器与火攻装置，既用于守护海上贸易航线，防范海盗与邻岛部落劫掠，也能快速运送兵力至各岛屿戍守。在陆地防御上，满者伯夷在都城（今东爪哇）修建“ kraton ”（王都堡垒），以木栅、土墙与护城河为防线，内部设王宫、武器库与粮仓，同时在各岛屿重要港口修建“望楼”，通过烟火信号传递军情，形成跨岛屿的防务预警网络。
暹罗阿瑜陀耶王朝（今泰国一带）的防务，兼具中南半岛的陆防传统与海洋贸易的海防需求。王朝都城阿瑜陀耶（“大城”）建于湄南河三角洲，城市被河流与运河环绕，形成天然屏障，同时修建砖石城墙与数十座堡垒，堡垒配备从葡萄牙引入的火炮，用于抵御缅甸东吁王朝的进攻；陆军以“象兵”为核心战力，大象背负木制战楼，士兵在战楼中射箭、投掷标枪，既能突破敌军阵型，也能震慑对手；海军则组建“内河舰队”，船只小巧灵活，适配湄南河支流的狭窄水道，用于巡逻与运输兵力，保障都城与沿海港口的联系。此外，阿瑜陀耶还借鉴中国明朝的军事制度，设立“兵部”统筹防务，引入火器制造技术，改良本土武器，形成“传统兵种+外来技术”融合的防务形态。
这些东南亚古代文明的防务实践，从未追求单一的武力对抗，而是始终以“利用自然、适配环境”为核心，将防务与生存、贸易、王权统治紧密结合，成为东南亚文明适应复杂地理与多元文化的生动缩影。
随后，随着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相继涌现，再到改写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类社会在新兴生产力与制度变革的双重激荡下加速转型。从中国晚清的器物革新、辛亥革命的制度探索，到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