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鲁宣公曾派使者出使楚国，希望与楚建立友好关系，可恰逢楚庄王、鲁宣公相继去世，盟约未能缔结。鲁成公即位后，选择依附晋国，加入晋军攻打齐国；卫国亦停止向楚遣使聘问，转而追随晋国伐齐。楚国令尹子重为报复鲁卫、救援齐国，遂策划发动阳桥之战。出兵前，子重说：“君王年幼，我们这些臣子比不上先大夫（庄王时期的大臣），唯有兵力充足才能取胜。《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周文王尚且需倚重众人，何况我们呢？再者，先君庄王曾嘱咐我们：‘若德行不足以远播天下，不如体恤百姓，好好任用他们。’”
于是，楚国推行一系列惠民政策：清查户口以稳定兵源，免除百姓积欠的赋税，施舍鳏夫，救济贫困，赦免罪犯；随后征调全国军队，连王室警卫军也尽数出动。战役中，彭名为战车驾车，蔡景公任车左，许灵公任车右——彼时蔡、许两国国君尚年幼，楚国为让他们参战，还特意提前为二人举行了冠礼。
冬，楚军先侵袭卫国，继而攻入鲁国，最终在蜀地摆开阵势。鲁成公派臧孙许前往楚营求和，臧孙许却推辞道：“楚军远离本土、出征已久，本就打算撤退。我若无功而返却获求和之功，实在不敢接受。”楚军继续推进至阳桥，孟孙（孟献子）主动请求出使楚营，提出以一百名木工、缝工、织布工作为献礼，并以公子公衡为人质，请求与楚结盟，楚国人应允。
十一月，鲁成公与楚公子婴齐（子重）、蔡景公、许灵公、秦国右大夫说、宋国华元、陈国公孙宁、卫国孙良夫、郑国公子去疾及齐国大夫，在蜀地举行盟会。《春秋》未记载参会卿大夫的名字，只因这场盟会本就缺乏诚意——各国皆是因畏惧晋国，才偷偷与楚结盟，故称之为“无信之盟”。蔡景公、许灵公的名字未被记载，则是因二人乘坐楚国战车参会，丧失了诸侯应有的独立地位。君子评论道：“身份礼节不可不谨慎！蔡、许两国国君一旦失去身份，便无法跻身诸侯之列，何况地位低于他们的人呢？《诗》云‘在位不怠，民之攸塈’，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楚军后来抵达宋国时，公衡趁机逃回鲁国。臧孙许得知后，叹息道：“公衡连数年的忍辱都做不到，竟抛弃国家逃亡，置鲁国于何地？谁来承担这祸患？他的后人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他这是背叛国家啊！”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楚军侵袭鲁卫时，晋国始终按兵不动，只因畏惧楚军人数众多。君子对此评价：“大众不可轻视！楚国大夫执政，尚且能凭借众多兵力取胜，何况是贤明的君主善于任用民众呢？《大誓》所说‘商兆民离，周十人同’，正是强调任用民众的重要性。”
此外，晋景公曾派遣巩朔前往周朝，进献齐国俘虏。周定王却不愿接见巩朔，派单襄公出面辞谢，说：“蛮夷戎狄不遵天子命令、败坏纲常，天子下令讨伐他们，才有进献俘虏的礼仪，天子会亲自接见并慰劳使者，以此惩罚不敬、勉励有功。而齐鲁晋卫等同为周王室的兄弟甥舅之国，即便违背天子法度，天子下令讨伐，也只需报告战事胜利即可，无需进献俘虏——这是为了表示对亲近之国的尊重，遏制邪恶。如今叔父（晋景公）在齐国取胜，却不派受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派巩伯（巩朔）前来，且巩伯在周王室中无任何官职，此举违背先王礼制。我虽喜爱巩伯，却怎敢废除旧典，让叔父蒙羞？齐国是我的甥舅之国，乃姜太公之后，难道是它放纵私欲激怒了叔父，还是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巩朔无言以对。最终，周定王命三公按“诸侯战胜派大夫告庆”的礼仪接待巩朔，礼遇比卿低一等；宴饮时，定王私下赠予巩朔礼物，并嘱咐相礼之人：“此乃特例，不可记载于史册。”
眼见鲁成公二年后半段秋冬两季所发生之事，丝毫不比原先春夏两季要少，甚至其中权谋危机与挑战相比于先前更甚，只见同样是在暗中静观其变的王嘉这小子，在深呼吸一口气后，也是再度缓缓道出他的反思思考和评价感悟之言来。
“这秋冬两季的事，比春夏的战场更让人琢磨——原来‘治国’比‘打仗’要复杂得多，既要守礼，又要权衡，一步错就可能落得满盘皆输啊！”王嘉捧着刚抄完的《春秋》竹简，指尖在“蜀之盟”三个字上轻轻划过，语气里满是少年人初悟世事的郑重。
“先说晋国，鞌之战打赢了，郤克、士燮他们却不贪功，一个个把功劳推给君王和同僚，这哪是简单的谦逊？是懂‘盈则亏’的道理啊！可转头派巩朔去周朝献俘，却犯了‘轻礼’的错——周王说‘兄弟甥舅之国不献俘’，又嫌巩朔没官职，说到底是晋国仗着强大，忘了对天子的敬重。这‘骄’字一冒头，再大的功劳也会打折扣，难怪周王要降低礼遇，还不让记载史册。”
他顿了顿，又翻到关于楚国的记载，眼神沉了几分：“楚国更有意思，子重打阳桥之战前，先免赋税、济贫弱，把百姓哄得服服帖帖才出兵，这是懂‘得民心者得天下’啊！可巫臣的事又透着荒唐——他前面对庄王、子反说‘夏姬不祥’，转头就设计把人娶走，连国家使命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