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不久，王嘉便循着往日探寻史料的熟稔步骤，再度开启了针对鲁宣公的“求知之旅”。每日清晨，他总是第一个踏入书库，先对着书库的区域分布图仔细圈画——将标注“鲁宣公时期”“鲁国赋税”“列国盟会”的竹简架逐一标记，再与师哥师姐分工整理时，特意把这些区域的典籍揽到自己手中。整理竹简时，他左手扶着简册，右手捏着一支小竹笔，遇着提及鲁宣公的字句，便在竹简边缘轻轻刻下细小的“嘉”字做记号；若是涉及民生举措、朝堂辩论的片段，更是小心翼翼地将竹简单独归类，放进随身的布囊里。待午休时，他便找一处向阳的窗下，把标记好的竹简一一铺开，就着日光逐字研读，还在绢帛上工整抄录关键内容，比如鲁宣公十二年“筑郎囿”的记载、十五年“会晋侯于戚”的盟书细节，边抄边在旁批注自己的疑问：“筑囿是否劳民？”“戚之会中鲁宣公有无提出本国诉求？”
虽说这番细致搜罗让他解开了不少此前的困惑——比如从“宣公八年，修洙水堤”的记载里，确认鲁宣公确有兴修水利的举措；从“卿大夫议初税亩”的残简中，读懂了当时贵族反对改革的核心原因是“私田征税损其利”——但仍有几处疑难萦绕心头：一是鲁宣公晚年为何突然疏远曾支持他继位的东门氏？二是“初税亩”推行后，鲁国的粮食产量是否真有提升，竹简中为何未见具体数据记载？
于是在一日傍晚，待书库整理完毕，王嘉捧着那几卷存疑的竹简，先找到了常研究鲁国卿大夫派系的大师兄。大师兄接过竹简，指着“宣公十五年，东门襄仲卒”的记载，耐心解释：“东门氏是宣公继位的核心助力，但襄仲一死，族中无得力继承者，而三桓势力渐长，宣公疏远东门氏，或许是想平衡朝堂派系，避免一家独大。”随后，他又带着粮食产量的疑问请教左丘明，老先生从书库深处翻出一卷《鲁历》，指着上面“宣公十六年，麦收三倍于往年”的小字，笑道：“史书多记大事，这类民生数据常藏于历法、农书之中。‘初税亩’承认私田，百姓耕种积极性大增，产量自然提升，只是未被写入正统史论罢了。”
除了请教，王嘉还跟着熟悉鲁国故地的三师兄做了一次实地考察——他们循着竹简记载，去了当年鲁宣公修堤的洙水河畔，在残存的堤岸遗迹上，发现了刻有“宣公十二年，民共筑之”的石碑，印证了“修堤非强征徭役，而是百姓自愿参与”的推测。
就这样，靠着翻阅近百卷典籍、三次虚心求教、一次实地查证，王嘉心中的疑惑终被一一解开。当他把整理好的鲁宣公事迹笔记呈给左丘明时，竹简上不仅记录了这位君主的执政大策，更添了“灾年放粮”“修堤惠民”“晚年平衡派系”等细节，一个更立体、更鲜活的鲁宣公形象，终于在他心中清晰起来。
在此之余，他也将关键的知识点与信息，记录在他原先准备的小竹简与小册子中，方便他日后回到现代之后，与现代相应的着作典籍进行比对。
再到了后来，一切便恢复正常。
而王嘉呢，他也着手去寻找《左氏春秋》中记载着关于鲁宣公第十八年的竹简草稿。
之后，他又通过自己阅读白话文的记忆，使用头脑风暴与情景再现法，进入这鲁宣公第十八年的世界，进行游历。
关于所负责区域的竹简与书籍的整理工作，他也像往常一样，把他们先放到了一边，之后再做。
不多时，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与交织。
他的思绪，很快便来到了鲁宣公第十八年的世界。
说来也巧，就在这鲁宣公执政鲁国第十八个年头，同时也是最后一年的时候，和鲁他执政鲁国的其他年份一样，也都发生了许许多多饶有兴趣且耐人寻味的事情。
鲁宣公十八年的春天，寒风尚未完全褪去，中原大地已被列国征战的硝烟笼罩。晋景公为报此前齐国伐晋之仇，联合卫国太子臧，亲率两国联军挥师东进，剑指齐国。晋军主力自绛都出发，沿黄河而下，一路攻克齐国西部边境的犁、辕两座城邑；卫太子臧则率领卫军从濮阳北上，牵制齐国右翼兵力，两国军队形成夹击之势，直逼齐都临淄。消息传至鲁国曲阜，朝堂之上议论纷纷，卿大夫们或主张助晋伐齐以固盟约，或担忧鲁国卷入战火损耗国力，最终鲁宣公采纳了“援晋而不直接参战”的折中策略——并未出兵助晋，而是以“杞国屡次侵扰鲁国边境”为由，亲自领兵攻打杞国。此举既向晋国表明了站队立场，又避免了与齐国正面冲突，只是杞国虽小，却凭借城郭坚固顽强抵抗，鲁国军队虽最终攻克杞国都城外城，却也折损了不少兵力，未能彻底降服杞国。
转眼入夏，四月的曲阜已是草木繁盛，鲁国却陷入了短暂的平静。此前攻打杞国的军队陆续班师回朝，鲁宣公忙于处理战后抚恤与边境防御事宜，朝堂之上暂无重大议题，唯有史官在简册上淡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