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隋唐之际的领土主权实践，将中国古代“大一统”疆域观推向顶峰。其“包容多元、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拓疆与守土并重”的实践策略，不仅实现了疆域的空前拓展与稳定，更强化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领土认知，为后世中国疆域的基本格局与领土主权意识的延续，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范本。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伴随唐王朝的覆灭，大一统疆域再度分崩离析，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呈现出“碎片化中坚守核心疆域、动荡中维系治理传统”的特点，成为唐宋之间疆域观与治理模式的“过渡与调适期”。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更迭频繁（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更迭），南方及边缘地区则割据着前蜀、后蜀、南唐、吴越等十个主要政权，形成“中原争正统、四方裂疆土”的格局。与三国两晋南北朝不同，五代十国的分裂更具“局部性”——中原政权虽短命，却始终以“继承唐统”为旗帜，将掌控黄河中下游核心疆域视为“正统”的象征，如后唐以“复唐”为名争夺中原，后周世宗柴荣致力于“削平诸夏、混一四海”，其领土争夺的核心始终是对传统中原疆域的掌控；南方割据政权虽偏安一隅，却多以“藩镇”自居，未彻底割裂与中原文化及疆域认知的联系，如南唐占据江南却仍以“唐室后裔”标榜，吴越则向中原政权称臣纳贡，暗含对“大一统”秩序的间接认同。
在领土治理实践上，各政权均以“务实求存”为核心，延续并简化了唐代的治理模式。一方面，为应对战乱与财政压力，中原政权与南方割据政权普遍重视核心疆域的管控，如后周推行“均田图”整顿土地制度，确保核心区域的农业生产与赋税征收；南唐在江南兴修水利、划定田界，以稳定疆域内的经济根基。另一方面，针对疆域狭小、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特点，多数政权放弃了唐代复杂的“羁縻府州”制度，转而以“州县制”直接管辖领土，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如后蜀对巴蜀地区的直接治理、吴越对江浙地区的郡县划分，均体现了“小而精”的治理逻辑。
领土争端的处理方式，呈现出“短期冲突与长期妥协并存”的特征。战争仍是政权间疆域调整的主要手段，如后唐灭前蜀、后周攻南唐等战役，本质是对区域疆域控制权的争夺；但由于各政权实力相对均衡，“盟约”“割地”“称臣”成为常见的妥协方式——后晋石敬瑭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虽属屈辱性妥协，却以契约形式明确了疆域变更；南唐与后周签订盟约，割让淮河以北土地以换取和平，这些实践虽未实现统一，却在动荡中维系了疆域边界的相对稳定。
这一时期的典籍与文学作品，虽数量有限，却仍反映了分裂时代的疆域认知。薛居正等编撰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以中原政权为正统，记录了各政权疆域争夺的历程，暗含“天下归一”的历史期待；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中，“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感慨，既是对江南疆域的追忆，也流露了对疆域沦陷的痛惜；后周世宗柴荣的《平边策》，则直接阐述了“先取江淮、再复燕云”的疆域拓展战略，成为这一时期领土主权意识的集中体现。
可以说，五代十国时期的领土主权实践，是大一统疆域瓦解后的“短暂阵痛”。尽管政权林立、疆域碎片化，但各政权对中原核心疆域的坚守、对唐代治理传统的延续，以及文化层面对“正统”与“一统”的认同，并未中断中国疆域意识的传承。尤其是后周世宗的拓疆与改革，为北宋王朝重新统一中原、重建大一统疆域治理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伴随多民族政权并立、碰撞与融合，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突破了传统“中原中心”的局限，呈现出“多元政权竞逐正统、疆域治理因族而变、统一进程由分散走向整合”的鲜明特征，成为中国古代疆域观与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转型期。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宋朝、北方的辽朝（契丹）、西夏（党项）、金朝（女真）及后期统一全国的元朝，形成了“政权并立、疆域交错”的格局。与此前分裂时期不同，各政权均以“中国正统”自居，将疆域的完整性与统治合法性深度绑定——宋朝虽偏安南北（北宋、南宋），却始终以“华夏正统”标榜，坚守中原核心疆域，视辽、金、西夏为“边患”，通过“岁币”“和议”（如“澶渊之盟”）维系边界稳定，实则承认了多政权并存的疆域现实；辽、金则通过吸纳中原文化、仿行中原制度，宣称“继承中华正统”，辽朝将燕云十六州纳入疆域后推行“南北面官制”，金朝占据中原后实行“猛安谋克”与郡县制并行，均试图以“正统”身份强化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