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土治理实践上，各政权基于民族构成与疆域特点，探索出极具针对性的多元模式。
宋朝：聚焦中原及南方疆域的精细化治理，沿用“州县制”并完善“路—州—县”行政层级，通过“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王安石变法内容）整顿土地边界、开发南方土地，强化对核心疆域的经济与行政控制；在边疆（如西北、西南）设“羁縻州”“蕃官”，以柔性方式管控边疆部族，平衡“守土”与“维稳”的需求。
辽金夏：突破“单一汉化”思路，实行“因俗而治”——辽朝“南北面官制”中，“北面官”管契丹部族，“南面官”治汉人州县，兼顾草原与农耕疆域的治理差异；金朝在中原设州县、在女真故地设“猛安谋克”（军政合一组织），实现对不同族群疆域的分层管控；西夏则结合党项传统与中原制度，设“州郡”与“监军司”，既强化对核心疆域的军事控制，又通过“蕃汉官制”吸纳各族人才。
元朝：作为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创新推行“行省制度”，将全国划分为10个行省（如中书省、江浙行省、云南行省），首次将西藏、云南、东北等边疆地区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彻底打破了此前“中原与边疆”的治理壁垒；同时设立“宣政院”管理西藏、“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以制度化方式明确了这些地区的领土主权，奠定了中国近现代疆域的基本框架。
领土争端的处理方式，呈现出“军事对抗与制度融合交织”的特点。战争仍是政权间疆域争夺的重要手段，如宋辽“澶州之战”、宋金“郾城之战”、蒙古灭金灭宋等，本质是对中原及周边疆域控制权的竞逐；但“和议”“盟约”“册封”等方式更趋成熟，“澶渊之盟”明确划分宋辽边界、约定“兄弟之国”关系，宋金“绍兴和议”以淮河为界划分疆域，这些协议虽带有不平等性，却以文字形式固定了疆域边界，体现了多政权对“疆域秩序”的共同诉求。而元朝的统一，并非简单的疆域征服，而是通过吸纳各政权治理经验（如继承宋朝州县制、辽金分层治理思路），实现了多民族疆域的制度整合，将“大一统”疆域观从“华夏中心”拓展为“多民族共主”。
这一时期的典籍与文学作品，深刻反映了多民族疆域观的碰撞与融合。脱脱等编撰的《辽史》《金史》《宋史》，首次将辽、金与宋并列为“正统”，打破了传统“中原正统”的疆域叙事；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系统记录了宋辽金夏的疆域沿革，体现了对多政权疆域的整体认知；元人修《大元一统志》，以行省为单位记载全国疆域地理，首次呈现了大一统王朝的完整疆域图景。文学作品中，陆游“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诗句，流露了宋朝士大夫对“大一统”疆域的渴望；辛弃疾“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感慨，折射了南北分裂时期的疆域焦虑；而关汉卿、马致远等元曲家的作品中，“天下一家”的叙事逐渐增多，反映了多民族疆域融合后的文化认同。
可以说，辽宋夏金元时期的领土主权实践，是中国古代疆域观的“转型与升华”。它打破了传统“中原中心”的局限，通过多民族政权的竞逐与融合，将“大一统”从“华夏疆域一统”拓展为“多民族疆域一统”，其“行省制度”“边疆直接管辖”等实践，不仅实现了疆域的空前整合，更强化了“多民族共同拥有领土主权”的认知，为明清时期疆域的巩固与近现代领土主权观念的形成，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与制度支撑。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伴随中央集权制度的空前强化与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巩固，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实现了“制度化固化与疆域定型”，“大一统”疆域观从理念与实践的融合，走向以法律、军事、行政为一体的刚性保障，奠定了近现代中国领土主权的基本格局。
明朝：“守土固边与柔性管控”的疆域治理
明朝推翻元朝后，继承并整合了其核心疆域，确立了“以中原为核心、辐射边疆”的治理框架。在行政体系上，沿用“行省制”并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仍称“省”），设13个布政使司管辖中原及南方，同时在北方设“九边重镇”（如蓟州镇、宣府镇）、在东北设“奴儿干都司”、在西南设“土司制度”，形成“核心区域直接管、边疆区域柔性控”的治理逻辑。
在领土主权维护上，明朝以“守土”为核心策略：一方面，重修万里长城以抵御北方蒙古部族，明确北方疆域边界；另一方面，通过“册封”（如册封西藏宗教领袖、朝鲜国王）、“朝贡”制度，维系与周边政权及部族的关系，间接确立对边疆的主权影响。对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度”，则保留部族首领权力但纳入中央管辖，既尊重民族传统，又强化领土归属——明中后期的“改土归流”（废除土司、设流官），更将西南边疆逐步纳入直接治理，巩固了领土主权。
这一时期的典籍与实践，进一步强化“大一统”疆域认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