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争端的处理方式，也呈现出“军事冲突与政治妥协交织”的特点。战争仍是疆域调整的主要手段，如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本质是魏、蜀、吴对长江流域及荆州战略要地的争夺；南北朝时期的“淝水之战”，则是东晋与前秦对北方疆域控制权的较量。但同时，政权间的“和谈”“互聘”“盟约”也频繁发生——三国时期蜀吴“联吴抗曹”的同盟，通过划分势力范围达成疆域默契；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的“通使”“互市”，在对峙中维系边界稳定，甚至通过“和亲”“割让局部土地”等方式暂时平息争端，这些妥协虽未实现统一，却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疆域的彻底碎片化。
这一时期的典籍与文学作品，也深刻反映了分裂与统一的疆域认知冲突。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记录了三国时期疆域争夺的历程，暗含“天下终将一统”的历史观；范晔《后汉书》中的《西域传》《南蛮西南夷列传》，仍延续对传统“天下疆域”的记录，未因分裂而割裂疆域认知；陶渊明《桃花源记》以虚构的“世外桃源”，寄托对战乱中疆域安宁的向往；庾信《哀江南赋》则以“哀江南之赋”的悲怆，抒发对东晋以来江南疆域沦陷的痛惜，暗含对“大一统”的渴望。这些作品中的疆域叙事，虽带有时代的悲情，却始终维系着“大一统”的文化根脉。
可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领土主权实践，是“大一统”疆域观在分裂时代的特殊演绎。尽管政权分裂、疆域动荡，但“统一”始终是各政权的共同追求，多元治理经验的积累、“正统”疆域观的强化，以及文化层面对“天下一统”的坚守，不仅未中断中国疆域意识的延续，反而为隋唐时期更大规模的“大一统”疆域重建，奠定了思想共识与实践基础。
而在隋唐之际，伴随大一统王朝的再度崛起与鼎盛，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迎来了“多元整合与空前拓展”的黄金时期，“大一统”疆域观在继承前代基础上，融入了更具包容性的“天下共主”理念，形成了“疆域拓展与边疆治理并重、制度创新与文化认同同步”的成熟体系。
隋朝虽国祚短暂，却为唐朝疆域治理奠定了关键基础。隋文帝灭陈后，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局面，重新推行“郡县制”，并对边疆地区（如岭南、西南夷）采取“招抚与管控结合”的策略，恢复了中原王朝对传统疆域的统一管辖。隋炀帝时期，通过开凿大运河，将南北疆域紧密连接，强化了中央对南方领土的经济与政治控制；又派军平定吐谷浑、经略流求（今台湾地区），进一步拓展了疆域边界，其“威服四夷”的疆域诉求，为唐朝的拓疆事业埋下伏笔。
唐朝作为中国古代疆域发展的鼎盛时期，在领土主权实践上呈现出“广度拓展”与“深度治理”的双重突破。在疆域拓展方面，唐太宗、唐高宗时期，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先后击败东突厥、西突厥，设立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将西域（今新疆及中亚部分地区）纳入疆域版图；征服高句丽、百济，设安东都护府管辖朝鲜半岛北部；收服漠北回纥等部族，设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实现对北方草原的有效管控；向南平定岭南俚人叛乱，巩固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形成了“东到大海、西达咸海、北至贝加尔湖、南抵南海”的庞大疆域。
在边疆治理模式上，唐朝突破了此前“单一郡县制”的局限，创新推行“羁縻府州”制度——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部族，保留其原有部落组织与习俗，任命部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由中央颁发印信，承认其管辖权力，但需向唐朝纳贡、出兵助战。这种“因俗而治”的模式，既维护了中央对边疆领土的主权，又尊重了民族差异，实现了多民族疆域的和谐稳定，如在西域设立的龟兹、于阗等羁縻府州，在西南设立的姚州都督府，均是这一制度的成功实践。同时，唐朝通过“和亲”（如文成公主入藏）、“册封”（册封回纥、吐蕃首领）、“互市”等方式，与周边政权建立稳定关系，以非军事手段维护边界安全，形成了“以和为主、以武为辅”的领土争端处理逻辑。
在制度与文化层面，唐朝进一步强化“大一统”疆域的整体性认同。政治上，完善三省六部制，通过中央政令直达边疆，确保领土主权的集中统一；经济上，在边疆推行“屯田制”“营田制”，组织军民开垦边疆土地，将领土治理与经济开发结合；文化上，通过科举制吸纳边疆人才入朝为官，传播中原文化，使“天下一家”的疆域观念深入边疆各族，强化了疆域内的文化凝聚力。
这一时期的典籍与文学作品，也生动记录了唐朝疆域的鼎盛与“大一统”观念的深化。房玄龄等编撰的《晋书》《隋书》，以“大一统”视角梳理前代疆域变迁，强调唐朝疆域的“正统性”与“连续性”；杜佑《通典·州郡典》系统记载了唐朝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