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的领土实践与观念变革，既是周王朝“大一统”疆域观的断裂，更是后世中央集权王朝疆域治理模式的“预演”。它通过数百年的博弈、冲突与调适，将“疆域”与“国家存亡”“政权合法性”的绑定推向新高度，为秦汉时期“大一统”疆域的最终确立，提供了实践经验与思想积淀。
秦两汉时期，伴随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巩固，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制度为保障、疆域为载体”的成熟治理体系，“大一统”疆域观正式从观念走向制度化实践。
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首次将“疆域”纳入全国性、系统性的管控框架。秦始皇灭六国后，并未沿用分封制，而是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36郡（后增至40余郡），郡下设县，各级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这种垂直管理模式，彻底打破了此前“列国分治”的疆域格局，使疆域内的土地、人口、资源完全归属中央政权掌控，实现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领土主权归一。同时，秦朝通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从文化与制度层面强化了疆域内的整体性认同；北击匈奴、修筑万里长城以划定北方边界，南征百越、设桂林等郡以拓展南方疆域，更以军事与行政手段明确了王朝的领土范围，将“大一统”的疆域观念转化为具体的领土实践。
两汉时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领土治理，形成“拓疆”与“守土”并重的特征。汉武帝时期，通过北击匈奴、收复河套，派张骞通西域、设西域都护府（公元前60年），将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疆域；向东平定朝鲜、设四郡，向南征服南越、置九郡，疆域范围较秦朝大幅拓展。对于新纳入的边疆地区，汉朝并非单纯依靠军事控制，而是通过“屯田制”组织军民开垦边疆，以“属国制”安抚归附的少数民族，实现了对边疆领土的有效治理与文化融合。同时，汉朝建立了完善的边疆防御体系，如在北方边境设“边郡”“烽燧”，实时监控边界动态；通过与匈奴等部族的“和亲”“互市”，在冲突与协商中维护边界稳定，形成了“以武止戈、以和固边”的领土争端处理思路。此外，汉朝法律明确规定“诸谋叛及大逆不道者皆斩”，将背叛、分裂领土的行为列为重罪，从法律层面强化了对领土主权的维护。
这一时期的典籍与思想，也集中体现了“大一统”疆域观的成熟。司马迁《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大宛列传》等篇章，详细记载了秦朝统一疆域、汉朝开拓边疆的历程，将“大一统”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班固《汉书》专门设立《地理志》，系统记录汉朝疆域内的郡国设置、人口分布、山川物产，首次以正史体例构建了全国性的疆域地理认知体系。思想层面，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理念，将“疆域一统”与“思想一统”“政治一统”结合，论证了中央集权王朝领土完整的合法性与神圣性，使“大一统”疆域观成为此后两千余年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共识。
秦两汉时期的领土主权实践，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疆域的基本框架，更确立了“中央集权—郡县治理—疆域一统”的领土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将领土主权与中央政权的核心利益深度绑定，通过制度、军事、文化多维度的整合，使“大一统”从观念转化为稳定的政治现实，为后世中国维护领土完整、延续文明脉络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与制度基础。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伴随政权分裂、民族迁徙与战乱频仍，“大一统”疆域格局暂时瓦解，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呈现出“分裂中蕴含统一基因、冲突中伴随融合趋势”的复杂特征。
这一时期，政权林立、疆域更迭频繁，“列国并立”的局面再度出现，但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大一统”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共识，即使分裂政权也以“逐鹿中原、统一天下”为终极目标。从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分天下，到西晋短暂统一后又陷入东晋与十六国、南北朝的对峙，各政权均以“正统”自居，将掌控中原核心疆域视为统治合法性的关键——曹魏占据中原，以“承汉正统”标榜对传统疆域的继承；蜀汉以“兴复汉室”为旗帜，致力于夺回关中、中原；东晋虽偏安江南，仍坚持“衣冠南渡”的正统地位，视北方为“沦陷疆域”。这种“正统观”与“疆域观”的绑定，使得分裂时期的领土争夺，本质上是对“大一统”疆域的重新整合尝试。
在领土治理实践上，各政权为求生存与发展，均采取务实策略强化疆域管控。一方面，为应对战乱与人口流失，曹魏推行“屯田制”、北魏实施“均田制”，通过重新分配土地、稳定农业生产，将领土治理与民生保障结合，以巩固统治根基；另一方面，针对民族迁徙带来的疆域内族群结构变化，各政权探索多元治理模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