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定居王国与文明（如加纳、马里、桑海帝国，西非；大津巴布韦，南非）
西非的“黄金王国”（加纳、马里、桑海）与南非的大津巴布韦，是非洲定居文明的代表，其领土实践呈现“王国集权”特征：以首都为中心，通过控制黄金、盐等贸易路线，拓展疆域，形成“核心统治区+藩属部落”的治理模式。例如，马里帝国（13—16世纪）通过征服周边部落，控制西非黄金贸易，疆域涵盖今马里、塞内加尔、几内亚等国，国王对核心区域直接征税、派官治理，对藩属部落则要求纳贡、出兵助战，边界以贸易路线与自然屏障为界，具有一定稳定性。此外，东非的“斯瓦希里城邦”（如蒙巴萨、桑给巴尔）因海上贸易兴起，形成“城邦自治”模式，各城邦管辖周边沿海地区与贸易港口，领土边界以海岸线与内陆村落为界，通过贸易联盟维系关系，类似古希腊的城邦格局。
3. 文明交汇区域（如北非、东非）
北非因紧邻地中海，受古罗马、阿拉伯帝国影响深远，领土观念融合了“帝国统治”与“伊斯兰文化”；东非则因印度洋贸易，与阿拉伯、印度文明交汇，斯瓦希里城邦的领土实践既保留非洲本土部落传统，又吸纳了阿拉伯的“商业领土”观念（以港口与贸易路线为核心）。这种“文明交汇下的领土融合”，成为非洲部分地区的独特特征。
综上，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与非洲，因文明根基、社会结构、地理环境的差异，在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上呈现出多元路径：古印度的“文化优先于政治”、阿拉伯世界的“宗教—领土绑定”、美洲的“孤立发展与区域集权”、非洲的“流动与定居并存”，共同构成了古代世界领土观念的丰富图景，与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欧洲的“城邦—封建”形成鲜明对比，深刻塑造了各区域文明的历史轨迹。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其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既受周边文明影响，又因自身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差异，形成了“仿鉴与本土化融合”“扩张与防御交织”的鲜明特征。
一、东亚：日本与朝鲜半岛——“华夏文化辐射下的本土化领土实践”
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领土观念深度受中国“大一统”“宗藩秩序”影响，但未完全复刻，而是结合自身国情形成独特路径。
1. 日本：“天皇权威与武家政治”下的疆域整合
日本因四面环海的地理隔绝性，领土实践长期围绕“本土统一”与“中央—地方权力平衡”展开，核心是“天皇象征主权”与“实际统治者掌控疆域”的双重逻辑。
早期（弥生时代—奈良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8世纪）：受中国文化影响，日本引入“律令制”（如《大宝律令》），效仿中国“郡县制”设“国、郡、里”行政体系，将北海道以南的本州、四国、九州纳入中央管辖，首次形成“统一疆域”意识。此时的“领土主权”以“天皇为天下共主”为核心，疆域即“天皇统治的‘大八洲’”，但因贵族势力强大，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力有限。
中晚期（平安时代—江户时代，公元8世纪—19世纪）：武家政治崛起（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领土控制权”从天皇转移到幕府将军手中。幕府通过“御家人制度”“分封制”将土地授予武士，形成“将军—大名—武士”的层级统治，疆域内的“领土主权”实则是“武家权力下的土地支配权”——大名对其“知行国”（封地）拥有行政、司法、征税权，将军则通过军事威慑与制度约束（如江户时代的“参觐交代”）维系疆域统一。此外，日本长期将北海道（虾夷地）、琉球视为“化外之地”，直至江户时代后期才逐步纳入版图，其“领土拓展”始终以本土为核心，未形成大规模对外扩张，呈现“内敛型疆域观”。
2. 朝鲜半岛：“宗藩秩序与王朝统一”下的领土固化
朝鲜半岛的领土实践始终与“中原王朝宗藩关系”及“半岛内部统一”紧密绑定，核心是“文化认同下的疆域完整性”。
三国时代—统一新罗时代（公元前1世纪—公元10世纪）：半岛先后出现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格局，各国均以“效仿中国”为目标，设郡县、定法律，争夺半岛核心疆域（汉江流域、洛东江流域）。此时的领土争端多为“半岛内部统一战争”，且各国均向中国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在“宗藩秩序”下确认自身疆域的合法性——如新罗借助唐朝力量灭高句丽、百济，统一半岛后，以“唐朝藩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