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前，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以游牧部落为单位，部落间的“领土”以牧场、水井为核心，边界随游牧迁徙而变动，缺乏固定疆域观念。伊斯兰教兴起后，穆罕默德以“宗教共同体”（乌玛）取代部落分裂，将“传播伊斯兰教”与“统一阿拉伯半岛”结合，首次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以宗教认同为核心的领土意识”——信徒对“乌玛”的忠诚超越部落，而“乌玛”的管辖范围便是宗教与政治合一的“领土”。
阿拉伯帝国建立后（公元632年起），领土实践进入“扩张与整合”阶段：帝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征服叙利亚、埃及、波斯、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建立起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其对领土的管控呈现“分层治理”特征：
- 核心区域（如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由中央直接管辖，推行阿拉伯语与伊斯兰教，强化文化与宗教统一；
- 边疆区域（如北非、西班牙）：保留当地语言与部分传统习俗，但要求臣服于帝国、缴纳赋税，同时鼓励当地人皈依伊斯兰教，以宗教纽带维系领土归属。
此外，阿拉伯帝国通过修筑驿站、完善法律（如《古兰经》衍生的伊斯兰法），规范疆域内的治理与边界争议，其“领土主权”本质是“宗教帝国下的统治权”——疆域的拓展即“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疆域的稳定即“宗教共同体的凝聚力”。这种“宗教—领土”绑定的模式，深刻影响了后世中东、北非地区的领土观念，成为该区域文明的重要特征。
三、美洲地区：“文明孤立与区域自治”下的领土多样性
美洲地区（以玛雅、阿兹特克、印加三大文明为代表，公元1—16世纪）因地理上与欧亚大陆隔绝，其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呈现出“独立发展、区域差异显着”的特点，未形成跨大陆的统一疆域观，核心围绕“城邦联盟”“帝国集权”“部落共生”展开。
1. 玛雅文明（约公元前2000—公元1697年，主要分布于中美洲）
玛雅文明未形成统一帝国，而是由数百个“城邦国家”（如蒂卡尔、帕伦克、科潘）组成，各城邦以城市为中心，管辖周边农田与村落，边界以山脉、河流、道路为标志，具有明确的“区域控制权”意识。城邦间常因争夺土地、水源、黑曜石（重要资源）爆发战争，胜利方会掠夺对方领土与人口，甚至摧毁对方城市以削弱其主权；同时，城邦间也通过联姻、结盟形成“政治联盟”，共享祭祀与文化，但始终保持各自的领土独立性。玛雅人的“领土”认知与“宗教祭祀”紧密相关——城邦的中心神庙是“神圣空间”，周边领土是“神圣空间的延伸”，维护领土即“维护神灵的庇护”，这种“宗教—领土”关联虽与阿拉伯世界类似，却局限于城邦层面，未形成更大范围的整合。
2. 阿兹特克文明（约1325—1521年，分布于墨西哥中部）
阿兹特克文明以“特诺奇蒂特兰”（今墨西哥城）为核心，通过军事扩张形成“城邦联盟式帝国”：阿兹特克人联合特斯科科、特拉科潘两个城邦，组成“三国同盟”，征服周边数十个部落与城邦，建立起覆盖墨西哥中部的疆域。其领土治理呈现“宗主—藩属”特征：核心城邦（特诺奇蒂特兰）直接管辖，藩属城邦则保留内部自治权，但需向阿兹特克缴纳贡赋、提供兵员，若不服从则会被武力征服、剥夺领土。阿兹特克人对领土的“主权意识”更偏向“贡赋控制权”——疆域的价值在于“获取资源与劳动力”，边界则以“军事控制范围”为界，缺乏固定的法律界定。
3. 印加文明（约1438—1533年，分布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
印加文明是美洲唯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其领土实践极具“制度性”：帝国通过军事扩张，建立起北起哥伦比亚、南至智利的庞大疆域，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为管控广阔领土，印加人推行“道路系统”（如贯穿安第斯山脉的“皇家大道”）、“人口迁移制度”（将征服部落迁往核心区域，同化其文化）、“统一语言”（克丘亚语），并设立“四大行政区”，由中央官员直接管辖，形成“中央—地方”垂直管理体系，类似古代中国的“郡县制”。印加的“领土主权”是“帝国集权下的绝对统治权”——土地归帝国所有，国王对疆域内的土地、人口、资源拥有专属控制权，甚至通过“土地丈量”明确边界与所有权。这种高度集权的领土治理模式，在美洲文明中独树一帜，可惜因西班牙殖民者入侵而中断。
四、非洲地区：“部落共生与文明交汇”下的领土流动性
非洲地区（公元1—16世纪）因大陆面积广阔、地理环境复杂（沙漠、雨林、草原交错），文明发展极不均衡，领土主权意识呈现“草原游牧的流动性”与“定居文明的稳定性”并存的特征，核心围绕“部落联盟”“王国统治”“文明交汇”展开。
1. 草原与部落区域（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草原）
以游牧或半游牧部落为主体的地区（如马赛人、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