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欧洲的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彻底脱离了古希腊罗马的轨道，进入以“封建依附”为核心的“碎片化”时代，其治理逻辑与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疆域一统”形成鲜明对比。
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基础是“封建制”，核心是“土地分封”与“权利依附”：国王将全国土地分封给贵族（公爵、伯爵、男爵等），贵族再将土地分封给骑士，形成“国王—贵族—骑士”的层级体系。这种制度下，“领土”与“权力”直接绑定——领主对其分封所得的“采邑”（土地及附着的人口、资源）拥有实际控制权，包括行政权、司法权、征税权甚至军事权，而国王对地方领土的管控力极为有限，仅能通过“宗主权”（如要求领主服兵役、缴纳贡赋、出席宫廷会议）维系表面统一。因此，中世纪欧洲的“疆域”呈现出极度碎片化特征：一个贵族的采邑可能分散在多个地区，与其他领主的领土交错分布，甚至一个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通过购买或战争获得“自治权”后，也能成为独立的“城市国家”，拥有自己的疆域与治理体系，形成“王国中有公国、公国有中骑士领地、领地间夹杂自治城市”的复杂格局。
这一时期的领土争端与治理也围绕“封建权利”展开：领主间的领土冲突多因“采邑继承”“分封契约纠纷”引发，解决方式常是“私人战争”（直到13世纪后才被教会限制）或“领主法庭裁决”；而王国层面的疆域争夺（如英法百年战争），本质是国王与大贵族、甚至不同王国间对“封建宗主权”与“领土控制权”的竞逐，战争目的并非“统一疆域”，而是获取更多采邑与财富。此外，基督教教会的影响力也深刻影响领土观念：教会拥有大量“教产土地”（如修道院领地），享有独立的司法与行政权，成为中世纪疆域中的“特殊势力”；同时，教会倡导“基督教世界”的统一理念，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世俗政权的“领土排他性”，使中世纪欧洲的领土意识始终夹杂着“宗教认同”与“封建分裂”的矛盾。
总体而言，中世纪欧洲的领土实践是“权力分散下的领土碎片化”，其核心是“封建权利与土地控制的绑定”，而非“国家主权与疆域统一的整合”。这种独特的历史轨迹，导致欧洲长期未能形成类似中国的“大一统”疆域观，反而为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后的领土争端、边界划分埋下了历史根源。
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领土主权意识与实践领域的认知理解与认识，因地理环境、文明形态、社会结构的差异，呈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多元图景，既无古代中国“大一统”的疆域传统，也不同于欧洲“城邦—封建”的演变路径，而是围绕“文明认同”“宗教纽带”“部落联盟”等核心逻辑展开。
一、古印度：“文明圈层与松散邦国”下的疆域模糊性
古印度（此处指16世纪莫卧儿王朝前的南亚次大陆文明）的领土意识始终与“文化认同”深度绑定，而非“政治疆域”的刚性划分。由于南亚次大陆北部为喜马拉雅山脉、南部为德干高原，内部河流纵横（如印度河、恒河），形成了“相对封闭又内部分散”的地理格局，从未长期形成类似中国的中央集权王朝，其领土实践呈现出“松散性”与“模糊性”特征。
在早期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00—前900年），南亚次大陆的“疆域”以“部落联盟”控制的区域为单位，各部落（如雅利安人的“贾那”）以河流、森林为自然边界，争夺的是水源与耕地，而非明确的“领土主权”。到列国时代（约公元前600—前324年），虽出现16个主要“邦国”（如摩揭陀、拘萨罗），但邦国边界仍以自然屏障为界，且常因战争、联姻而变动，治理上多采取“城邦自治+乡村部落依附”的模式，国王对地方的控制较弱，“领土”更像是“势力范围”的模糊指代。
即使是古印度历史上最接近“统一”的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前185年），其疆域涵盖南亚大部分地区，却仍未形成“中央集权—郡县治理”的体系：核心区域（恒河平原）由国王直接管辖，边疆地区（如南部德干、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则通过“册封当地首领”“签订盟约”实现间接控制，边界仍缺乏明确界定。此外，古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印度教”深刻影响领土认知——人们更认同“种姓身份”与“宗教社群”，而非“邦国疆域”，这种“文化优先于政治”的观念，导致古印度长期缺乏“领土不可分割”的主权意识，疆域始终处于“统一与分裂交替”的松散状态。
二、阿拉伯世界：“宗教纽带与帝国扩张”下的领土整合
阿拉伯世界（以阿拉伯帝国为核心，公元7—13世纪）的领土主权实践，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以“帝国扩张”为现实路径，形成了“宗教认同与领土控制合一”的独特模式，既不同于中国的“世俗大一统”，也有别于欧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