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王朝—朝鲜王朝（公元10世纪—19世纪）：半岛进入统一王朝时期，领土实践转向“内部治理与边界固化”。高丽王朝效仿中国设“道、府、郡、县”，强化对半岛全域的管辖；朝鲜王朝（李氏朝鲜）进一步完善行政体系，将全国划分为“八道”，并通过与明朝签订协议、设立“戍边军镇”，明确以“鸭绿江、图们江”为中朝边界，这一界限延续至今。此外，朝鲜半岛的“领土主权”始终与“对华宗藩关系”关联——王朝君主需经中国册封确认合法性，疆域的稳定依赖于中原王朝的“宗主庇护”，这种“文化依附下的疆域独立”，成为朝鲜半岛古代领土实践的核心特征。
二、东欧与俄罗斯：“文明交汇与扩张型疆域”的形成
东欧与俄罗斯地区因地处“欧亚文明交汇带”（东接亚洲游牧部落、西连西欧基督教世界），其领土主权实践长期围绕“抵御外来入侵”与“向东向西扩张”展开，核心是“军事征服与宗教认同”的双重驱动。
1. 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拜占庭影响区）：“宗教认同与城邦联盟”下的疆域碎片化
东欧（此处指今波兰、匈牙利、捷克、巴尔干半岛等地区）的领土实践受“拜占庭文化”“西欧封建制”“草原游牧部落冲击”三重影响，呈现“碎片化”与“不稳定”特征。
早期（公元5世纪—10世纪）：东欧多为游牧部落（如哥特人、斯拉夫人）迁徙之地，未形成稳定政权，“领土”即“部落活动范围”，边界随部落迁徙与战争变动。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通过宗教（东正教）与文化输出，对巴尔干半岛、东欧南部产生影响，这些地区的部落逐渐接受东正教，以“拜占庭藩属”身份形成小型城邦或部落联盟，领土意识开始与“宗教认同”绑定。
中世纪（公元10世纪—15世纪）：东欧出现早期封建国家，如波兰王国、匈牙利王国、捷克王国。这些国家效仿西欧“封建制”，国王将土地分封给贵族，形成“国王—贵族—骑士”的层级体系，贵族对封地拥有实际控制权，国王对疆域的管控力较弱，导致疆域长期碎片化——如波兰王国曾因贵族割据，疆域多次分裂与重组；巴尔干半岛则因拜占庭帝国衰落、奥斯曼帝国入侵，成为“大国争夺的缓冲区”，领土主权频繁更迭，始终未形成统一的疆域观。此外，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成为东欧各国领土认同的核心纽带，“宗教共同体”的意义甚至超越“疆域边界”，这一特征深刻影响了东欧的历史走向。
2. 俄罗斯（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公国，公元9世纪—16世纪）：“反抗与扩张”下的疆域崛起
俄罗斯的领土实践始于“基辅罗斯”，历经“蒙古统治”后的反抗，最终走向“以莫斯科为核心的扩张型疆域”，核心是“东正教认同”与“军事扩张”的结合。
基辅罗斯时期（公元9世纪—13世纪）：斯拉夫人在基辅建立“基辅罗斯”，效仿拜占庭设“公国”，以“东正教”为国教，形成“宗教—政治”合一的领土意识。此时的疆域以基辅为中心，覆盖今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西部，通过与拜占庭贸易、与游牧部落战争，逐步拓展领土，但未形成中央集权，各公国（如莫斯科公国、诺夫哥罗德公国）相对独立，疆域边界不稳定。
蒙古统治时期（公元13世纪—15世纪）：基辅罗斯被蒙古帝国（金帐汗国）征服，成为蒙古的“藩属”，俄罗斯各公国需向蒙古缴纳贡赋、接受册封，领土主权被蒙古掌控。这一时期，俄罗斯的“领土意识”与“民族反抗意识”觉醒，莫斯科公国凭借“蒙古代理人”身份逐步崛起，通过兼并周边公国、积累实力，为后续独立与扩张奠定基础。
莫斯科公国崛起时期（公元15世纪—16世纪）：莫斯科公国推翻蒙古统治，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领土实践进入“扩张期”——向东征服西伯利亚（利用哥萨克骑兵开拓），向西与立陶宛、波兰争夺西部疆域，向南吞并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逐步形成“地跨欧亚”的疆域雏形。此时的“领土主权”以“东正教为精神核心、莫斯科为政治中心”，疆域的拓展即“俄罗斯民族的生存空间拓展”，这种“扩张型疆域观”成为俄罗斯后世领土实践的重要传统。
综上，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半岛，在华夏文明辐射下形成“本土化领土路径”——日本以“武家权力平衡”维系疆域，朝鲜半岛以“宗藩秩序固化边界”；东欧与俄罗斯则在文明交汇中走出“碎片化”与“扩张型”道路——东欧因多方影响长期疆域分散，俄罗斯则通过反抗与征服崛起为跨欧亚的疆域大国。这些实践既受区域文明互动的影响，又深刻烙印着自身的历史基因，共同构成了古代世界领土主权观念的丰富分支。
至于东南亚地区，因地处“海陆交汇枢纽”（连接中国、印度及中东、非洲的海上贸易路线），且多山地、岛屿的地理环境破碎，其古代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