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思想的“百家争鸣”让荣辱廉耻观突破了“官方单一阐释”，形成了多元碰撞又内核相通的价值图谱——诸子百家虽政见各异，却都将“廉耻”视作立人、治国的根基，只是从不同维度赋予其内涵，再通过着作与言论，将这些认知播撒到士大夫与平民阶层。
儒家将“廉耻”与“仁礼”深度绑定，孔子在《论语》中反复强调“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把“言行不一”视作君子的耻辱；“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则明确定义“以不义手段谋利”为“荣”的反面。孟子更进一步，在《离娄下》中提出“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将“知耻”提升到“人性本质”的高度，他推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荣”的终极模样——即便身处困厄，也要守住道义底线。而荀子在《劝学》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把“自省知耻”作为修身的关键，让廉耻观从“外在规范”变成“内在自觉”。
法家虽重“法治”，却也承认廉耻对官吏的约束作用。管仲在《管子·牧民》中首次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将廉耻与礼义并列为支撑国家的“四根支柱”，他认为官吏若“廉不蔽恶”（因清廉而不隐瞒恶行），百姓便会信服，这是把“廉”作为官员的核心操守。韩非子则在《韩非子·奸劫弑臣》中批判“士大夫行私而忘公”，称其“不知廉耻之节”，主张用“明赏罚”强化廉耻观——对清廉奉公者“加官进爵”（荣），对贪赃枉法者“刑及家族”（耻），让制度与道德形成双重约束。
墨家从“兼爱非攻”的立场诠释荣辱，墨子在《墨子·非攻》中说“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痛斥“把侵略视为荣耀”的荒谬，将“兼爱天下、扶危济困”奉为“荣”；他还强调“节用”，反对贵族“厚葬靡财”，认为这种行为“耗民之力，夺民之财”，是“不知廉耻”的体现。而道家虽主张“无为”，却也在《道德经》中提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将“过度贪婪”视作“耻辱”的根源，把“知足守分”作为“荣”的底色——这种对“私欲的克制”，与其他学派的“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诸子着作，这一时期的史书与文学作品，也成为荣辱廉耻观的“传播载体”。《左传》中记录“晏子拒赐”的故事：齐景公想赏赐晏子封地，晏子三次拒绝，称“利过则为败”，其“不贪非分之利”的廉，被后世奉为官员典范；《战国策》里“荆轲刺秦”的壮举，虽成败未知，却因“重诺守信、为国赴死”的担当，成为“荣”的象征。就连民间流传的歌谣，也在传递廉耻认知——如《诗经·魏风·伐檀》中“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的质问，正是对“不劳而获、侵占民利”者的谴责，将“不劳而获”归为“耻”的范畴。
春秋战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让荣辱廉耻观从“官方的制度训诫”，变成了“全民的思想讨论”——无论是朝堂上的诸子辩论，还是史书中的人物事迹，亦或是民间的歌谣批判，都在回答“何为荣、何为耻、何为廉、何为耻”。这些多元的阐释与鲜活的案例，让廉耻观不再是冰冷的规则，而是融入士大夫的修身、官吏的执政、百姓的生活，为后世中国荣辱廉耻价值体系的成熟，打下了最深厚的思想根基。
秦两汉时期，荣辱廉耻观从“多元讨论”转向“大一统整合”，先是在秦朝法治框架下成为“制度附庸”，后在汉代“独尊儒术”后与儒家伦理深度融合，最终形成“官民共守”的价值准则——它既通过律令强制约束行为，也借教育与教化渗透人心，成为维系中央集权社会的“精神纽带”。
秦朝以“法治”为核心，将荣辱廉耻观纳入律令体系，用奖惩机制强化“公利至上”的导向。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明确规定官吏需“清廉毋谤，谨慎毋怠”，将“清廉”“尽职”定为“荣”，若“贪赃枉法”“玩忽职守”，不仅会被“黥为城旦”（脸上刺字罚筑城），还会“籍其家”（没收家产），让家族蒙羞——这种“个人荣辱与家族命运绑定”的惩罚，让“廉”成为官吏不敢触碰的底线。对平民而言，秦律鼓励“耕战”，若能“斩敌首、缴粮食”，可获“爵位”与“田宅”（荣）；若“逃避徭役、私斗伤人”，则会被“罚为隶臣”（耻），连邻里都需连坐——此时的荣辱廉耻，更像是服务于“富国强兵”的工具，少了思想温度，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