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盛行，荣辱廉耻观暂归“低调”，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仍延续秦制“重廉惩贪”，只是增添了“以德辅法”的色彩。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将儒家的“礼义廉耻”与“皇权天命”绑定，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让儒家廉耻观成为官方唯一认可的价值体系。此后，“孝廉”成为察举制的核心科目——地方官需举荐“孝顺父母、清廉正直”者入朝为官，被举荐者若品行有亏（如不孝、贪财），举荐者也会被追责。这种“以廉耻取士”的制度，让“荣”与“仕途”直接挂钩，“耻”则意味着彻底失去上升通道，如东汉的张奂因“拒绝羌人赠送的黄金马匹”被赞为“廉吏典范”，官至大司农；而某郡太守因“搜刮民财”被揭发，不仅被免官，还被载入《后汉书·酷吏传》，成为“耻”的反面教材。
两汉的典籍与教化，更让荣辱廉耻观“下沉至民间”。官方编订的《礼记·曲礼》细化了日常行为的廉耻规范，如“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明确“贪财避祸”为耻；“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将“敬老”奉为荣。民间则通过“乡约”“家训”传递认知，如《颜氏家训》的雏形（两汉民间家训）中，常有“勿贪小利，勿辱门楣”的训诫，把“个人廉耻”与“家族荣誉”深度绑定。文学作品也成为重要载体：司马迁《史记》中的《循吏列传》专门记载“孙叔敖、子产”等廉吏，称其“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将“清廉执政”奉为官员之荣；《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十九年不辱使命”，即便“杖汉节牧羊，节旄尽落”仍坚守初心，其“忠君守节”的事迹，成为“荣”的极致象征，连民间孩童都能传唱“苏武节，骨铮铮”。
秦两汉的关键，在于完成了荣辱廉耻观的“制度整合与文化普及”——秦朝用律令划定边界，让“廉耻”成为不可逾越的规则；汉代用儒术赋予灵魂，让“廉耻”成为发自内心的认同。从官吏的“孝廉察举”到平民的“乡约家训”，从史书的“循吏表彰”到民间的“苏武传唱”，荣辱廉耻观不再是诸子的思想争论，而是变成了上至王侯、下至百姓都需遵守的“社会共识”，为后世的封建文明，奠定了稳定的道德基石。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分裂，荣辱廉耻观跳出了“大一统框架”，呈现出“阶层分化与多元适配”的特点——贵族门阀、寒门士子、乱世流民对“荣”“耻”的认知各有侧重，却又在“坚守道义底线”的内核上达成隐性共识，同时借乱世中的人物事迹与文学作品，让廉耻观多了份“于困厄中守本心”的厚重。
对贵族门阀而言，“荣”是“家族存续与门风传承”，“耻”是“辱没门楣与变节投敌”。东晋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大族，虽在朝堂上权力更迭，却始终将“忠君（表面上的王朝正统）、守礼”作为家族荣誉的核心——王羲之拒绝恒温的篡权拉拢，称“王氏子弟当守君臣之分”，即便辞官归隐也不沾“谋逆之耻”；谢安在淝水之战前“围棋赌墅”，战后仍坚持“不居功自傲”，其“临危不乱、谦退避功”的姿态，被视作门阀士族的“荣之典范”。反之，若士族子弟“卖主求荣”，便会被整个阶层排斥，如东晋叛臣桓玄的族人，即便桓玄兵败后改回原姓，也始终被士族圈视为“耻辱的象征”，连婚嫁都无人愿许。
寒门士子则将“荣”定义为“凭才学立身、不因贫贱折节”，“耻”是“依附权贵、丧失气节”。三国时的陈琳，先为袁绍幕僚，写檄文痛骂曹操，后归降曹操，曹操问他“为何骂我祖孙”，他答“各为其主，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不卑不亢、忠于职守”的态度，被寒门士子奉为“荣”；西晋的左思，出身寒门，因《三都赋》名动天下，却拒绝权贵贾谧的拉拢，称“文以载道，非攀附之具”，即便终生未获高位，也以“不媚权贵”为荣。而那些“为求官禄不择手段”的寒门士子，如依附司马伦谋逆的孙秀，即便一度权倾朝野，也被世人骂作“寒门之耻”，连史书都称其“行同狗彘”。
对乱世流民与普通百姓而言，荣辱廉耻观则回归“朴素的生存道义”——“荣”是“守诺互助、不趁乱作恶”，“耻”是“背信弃义、趁火打劫”。永嘉之乱后，流民首领祖逖“闻鸡起舞”，率部北伐时与流民约法三章：“不抢民财、不欺老弱、不背盟约”，其部众即便粮草匮乏，也从未劫掠百姓，被流民称为“荣之帅”；而那些“打着‘义军’旗号实则劫掠的队伍”，如石勒早期的乱军，因“杀良冒功、抢夺粮食”，被百姓视作“耻之贼”，走到哪里都遭抵抗。民间还流传着“义士互助”的故事，如某流民在途中病重，同伴轮流背负他逃难，即便自己挨饿也不丢弃，这种“患难与共”的行为，便是百姓心中最朴素的“荣”。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与史书，更是将乱世中的廉耻观“鲜活定格”。陈寿《三国志》中，关羽“千里走单骑”，即便降曹时也坚持“降汉不降曹”，最终挂印封金寻刘备，其“忠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