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际的能源认知与实践，核心是“以能源支撑盛世”——通过完善的制度保障供给，通过技术创新拓展能源品类，通过精细治理平衡开发与生态。这种将能源安全与帝国繁荣深度绑定的模式，不仅支撑了隋唐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与国际地位，更将中国古代能源认知推向“多元、精细、可持续”的成熟阶段，为后世宋明时期的能源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政权更迭频繁、疆域割据细碎，能源认知与管理再次脱离隋唐盛世的“精细统筹”，回归到“极端实用、适配短期存续”的乱世逻辑——能源开发不再追求“多元与可持续”，而是以“快速获取、支撑军事”为唯一核心，在碎片化的区域格局中，形成“小国寡民式”的能源安全实践。
在能源开发的“短视化”特征上，各割据政权为争夺生存空间，普遍采取“竭泽而渔”的资源获取方式。后梁、后唐等北方政权占据河东、河北煤炭资源，为快速铸造兵器，放弃唐代“官督民采”的有序模式，转而强制征调民夫“昼夜开矿”，甚至“毁林开矿”以扩大煤炭开采规模，导致河北部分区域“山林尽伐，煤炭外露，遇雨则泥潦堵塞矿道”，虽短期内提升了燃料供给，却破坏了长期资源基础；南方的吴越、南唐等政权则依赖长江流域的木材与海盐，为支撑水军建设，大规模砍伐沿江林木打造战船，《十国春秋·吴越世家》记载钱镠“岁伐江木数千章，造楼船百艘，以拒吴人”，过度砍伐导致部分河段“岸无草木，水蚀堤岸”，间接引发洪涝灾害。这种“只重当下、不顾长远”的开发，成为五代十国能源利用的典型特征。
技术层面，因战乱持续时间长、政权存续短，能源技术多以“传承为主、鲜有突破”，且呈现“区域断层”现象。北方冶铁仍沿用唐代“短焰炉”技术，但因工匠流失、原料短缺，冶炼温度与效率较唐代大幅下降，所铸兵器“质脆易折”；南方虽保留水力舂矿技术，却因缺乏统一规划，各政权在河流上无序修建水碓，导致“上游截水，下游断流”，水力资源浪费严重。唯一的技术调整，是为适配“快速补给”需求，北方工匠简化煤炭筛选流程，直接使用“混合煤”冶炼，虽降低了燃料纯度，却缩短了制备时间，能更快为军队提供装备——这种“牺牲质量换速度”的调整，正是乱世能源技术的无奈选择。
能源管控制度上，各政权彻底摒弃“中央统筹”，实行“军管垄断”，将能源资源完全纳入军事管控。后晋设立“炭铁都监”，由武将直接管辖煤炭、铁矿开采，规定“凡采炭、冶铁者，皆隶军籍，不得私售”，所有能源产品优先供给军队，民间只能使用“军余废料”（如碎炭、废铁）；南唐则在海盐产区设“盐军”，士兵既负责盐业生产，又管控运输，严禁民间私贩，《南唐书·食货志》记载“盐军沿岸设卡，凡私盐过卡者，立斩无赦”。这种“以军管能”的模式，虽能在短期内集中能源支撑战争，却严重挤压民生能源空间，导致民间“薪炭昂贵，冬日多有冻死者”。
文化与典籍记录中，能源认知多与“战乱疾苦”相关，且记载零散。后唐宰相冯道所着《河间集》中，偶有“河东炭少，军士寒甚，乃拆民房为薪”的记载，反映北方能源短缺与民生困境；南方吴越的《咸淳临安志》引五代旧籍，提及“钱塘江边，木柴堆积如山，皆为造舰所用，民取一薪，需纳钱百文”，展现能源垄断下的民间生存状态。此外，这一时期的墓葬出土文物中，少见精致的能源相关器物，仅见简陋的“小铁刀”“粗陶罐”，侧面印证能源利用的粗糙与短缺——因能源优先供给军事，民生领域的能源消耗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五代十国时期的能源认知，是中国古代能源发展的“短暂倒退期”：它抛弃了隋唐的多元开发与可持续理念，也未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对有序的区域自给，而是陷入“短期掠夺式”的恶性循环。但这种极端乱世下的实践，也从反面印证了“稳定政权与能源安全”的关联——只有当政权统一、社会稳定时，能源认知才能向“多元、精细、可持续”演进；而战乱分裂，只会让能源利用回归到“生存本能”的原始状态。这一教训，也为北宋重建大一统能源管理体系提供了“反面参照”，推动后世更重视能源开发与政权稳定、民生需求的平衡。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政权并立与民族交融的复杂格局，让能源认知与管理跳出“大一统-分裂”的二元循环，形成“多元并存、互鉴融合”的独特形态——不同民族政权基于自身资源禀赋与治理需求，发展出差异化的能源利用模式，又在战争与贸易中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能源安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