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典籍记录中，能源认知也多与“战乱存续”相关。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邺中（曹魏都城）有炭穴，深不可测，采炭以铸兵，火烈而铁精”，直观记录了北方用煤炭冶铁的场景；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提及“盐之品甚多，吴盐（东吴海盐）、蜀盐（蜀汉井盐），各随土产，战乱中民以盐为货，易粮食”，反映出盐作为“战略能源”在乱世中的货币属性与民生价值。此外，这一时期的墓葬壁画（如山西大同北魏墓葬壁画）中，常出现“士兵砍伐木材”“工匠冶铸兵器”的场景，壁画中燃料堆（煤炭或木柴）的刻画，也成为当时能源利用的“图像佐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能源认知，虽因分裂失去了秦汉的“宏大统筹”，却在“乱世适配”中强化了“实用性”与“区域适配性”——它证明能源安全的内涵会随时代环境动态调整：大一统时追求“全国稳定供给”，分裂战乱时则以“区域自给、支撑存续”为核心。这种实践不仅为后世隋唐重建大一统能源管理体系提供了“区域经验”，更让“因地制宜开发能源”的理念得以传承，成为中国古代能源认知中重要的“乱世样本”。
而在隋唐之际，随着大一统帝国的重建与盛世局面的开启，能源认知与管理重回“中央统筹”轨道，并在秦汉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形成“服务盛世、多元开发、精细治理”的新特征，能源安全的内涵拓展至“支撑繁荣、技术突破、生态平衡”三个维度，成为维系大唐盛世运转的重要支柱。
制度层面，隋唐构建了更完善的“能源管控体系”，既强化中央对核心能源的掌控，又兼顾地方灵活性。隋朝沿用“盐铁官营”，在全国设“盐池总监”“铁冶监”，统一管理盐铁生产，同时开通大运河，将江南的木材、淮南的盐通过水运运往洛阳、长安，解决都城能源供给；到了唐代，进一步细化管理机制，设立“司农寺”统筹全国山林资源，“太府寺”管控盐铁运输与销售，还在产煤区（如河东、河北）设“炭使”，专门负责煤炭开采与调配——据《唐六典》记载，唐代“凡天下炭矿，皆令官采，岁输长安百万石，以充宫掖、百官及军旅之用”，这种“分品类、分区域”的精细化管控，既保障了中央对能源的主导权，又能通过“官督民采”的模式调动民间力量，弥补官营产能不足。
技术层面，隋唐的能源利用实现了“多元化突破”，煤炭、水力、石油（古称“石脂水”）等能源的开发与应用达到新高度。冶铁领域，唐代在汉代水排基础上改进出“水力连机碓”，可同时驱动鼓风、舂矿、冶铸，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河南巩义唐代冶铁遗址中，发现多组水力驱动设备遗存，印证了“以水力代人力”的技术普及；煤炭利用范围进一步扩大，除冶铁外，还进入民生领域——长安、洛阳等大城市的宫廷、贵族宅邸甚至普通茶馆，均使用煤炭取暖、煮茶，《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道“岁贡炭十万斤”，可见煤炭已成为都城重要的民生能源；更值得关注的是，唐代对石油的认知与利用有了突破，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高奴县（今陕西延安）石脂水，水腻，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虽未大规模应用，但已开启对新型能源的探索，为后世能源多元化提供了思路。
在能源与盛世繁荣的绑定上，隋唐的能源开发直接支撑了手工业、商业与城市发展。唐代丝织业中心长安、扬州，依赖煤炭与木材提供的稳定能源，实现“昼夜织造”，仅长安就有“织锦坊数十处，每坊需炭日百石”；陶瓷业的“南青北白”格局（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也依托窑址周边的木材资源，通过改进窑温控制技术（如“龙窑”设计）提升瓷器品质；城市发展方面，长安作为当时世界最大城市，人口百万，其取暖、照明、排水等需求均依赖能源支撑——宫廷用煤炭、贵族用木炭、平民用柴薪，形成层次分明的能源消费体系，而大运河运来的南方木材与盐，更是长安维持繁荣的“能源生命线”。
能源可持续治理也在唐代走向成熟，形成“开发与保护并重”的系统策略。唐代延续“禁伐期”制度，规定“春二月、夏四月，毋得伐木”，同时设立“虞衡署”，负责山林补种——《通典》记载唐代“每伐一树，必补栽二株，确保薪柴永续”；在水资源管理上，唐代完善“渠堰使”制度，对水力资源进行统一规划，避免因过度修建水碓、水车导致河流枯竭，既保障手工业用水力需求，又维护农业灌溉，实现“一水多用、生态平衡”。这种兼顾开发与保护的理念，让隋唐在能源消耗激增的情况下，仍能维持自然资源的相对稳定，为盛世延续提供了生态支撑。
典籍与文化记录中，能源认知也充满“盛世气息”。唐代杜佑《通典》详细记载了盐铁、煤炭的管理机制与产量，成为研究古代能源制度的重要文献；白居易《卖炭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