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农耕文明下的能源精细化与商业化
作为中原地区的主导政权，宋代能源认知延续隋唐“多元开发”理念，更侧重“效率提升与民生适配”，形成以“煤炭普及、水力创新、商业运作”为核心的能源体系。
- 煤炭的规模化应用：宋代北方因木材短缺，煤炭（时称“石炭”）成为核心能源，不仅用于冶铁、制瓷，更全面进入民生领域。东京（今开封）城内“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燃薪者”（《鸡肋编》），官府甚至设立“石炭场”统一管理开采与销售；冶铁领域，宋代发明“竖式高炉”，以煤炭为燃料，配合“双风箱”鼓风，炉温可达1350c，能冶炼出高纯度生铁，支撑铁器产量激增——仅河北邢州冶铁作坊，年产铁器就达百万斤，既满足农耕需求（如曲辕犁、水车），又为军事提供大量兵器。
- 水力技术的极致创新：宋代将水力利用推向顶峰，发明“水转大纺车”“水转连机碓”等设备，在江南地区形成“沿河设碓、依水置坊”的能源布局。如江西景德镇瓷窑，用“水力碓”粉碎瓷土，“水力窑”控制窑温，大幅提升瓷器生产效率；福建、浙江等地的盐场，通过“水力淋卤”技术替代人工，缩短食盐制作周期，这种“以水代力”的创新，让水力成为支撑手工业商业化的关键能源。
- 能源管理的商业化转型：宋代打破“官营垄断”，允许民间参与煤炭、铁矿开采，通过“官监民采”收取税利。如山西煤矿“皆民间自采，官收其税”，商人通过运河将煤炭运往南方，形成“北炭南运”的贸易线路；盐业则推行“钞盐法”，商人凭官府发放的“盐钞”可跨区域贩盐，能源贸易的繁荣，让能源从“战略物资”转向“商品资源”，成为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支撑。
辽、夏、金：游牧\/半游牧政权的能源适配性实践
辽（契丹）、西夏（党项）、金（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虽以游牧经济为主，却结合中原技术与自身环境，发展出“因地制宜”的能源模式：
- 辽代：草原与农耕的能源互补：辽占据燕云十六州后，既保留草原“薪柴取暖、畜力驱动”的传统，又借鉴宋代煤炭技术，在大同、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周边开采煤炭，用于宫殿取暖与兵器铸造；同时利用草原风力资源，发明“风力磨”加工粮食，成为北方游牧政权利用新型能源的早期尝试。
- 西夏：绿洲资源的集约利用：西夏地处西北干旱区，木材与水资源稀缺，因此格外注重能源“集约利用”。冶铁时采用“木炭-煤炭混合燃烧”，减少燃料消耗；农业上推广“坎儿井”，将地下水引入灌溉系统，同时用“水力筒车”提水，实现“一水两用”（灌溉与能源）；盐铁管理则效仿宋代“官营+民采”，在灵州（今宁夏吴忠）设立盐铁司，管控池盐与铁矿，支撑政权财政。
- 金代：对中原能源技术的吸收与改造：金灭北宋后，全面继承宋代煤炭与冶铁技术，在河东、山东扩大煤矿开采，甚至将煤炭用于皇宫供暖（《金史·舆服志》记载“宫殿设暖炕，以石炭供暖”）；同时改进宋代水力设备，在黄河流域修建“水力磨坊”，满足粮食加工需求，这种“吸收-改造”的模式，让金代能源利用水平快速接近中原政权。
元代：大一统下的能源跨区域整合与拓展
元代统一中国后，打破此前政权并立的能源壁垒，构建“跨区域调配、多民族融合”的能源管理体系，能源安全内涵首次覆盖“全国性资源统筹与海外能源关联”。
- 全国能源网络的构建：元代依托大运河与驿站系统，建立“北煤南运、西盐东输”的调配网络——将山西、河北的煤炭经运河运往江南，解决临安（今杭州）、扬州等城市的能源短缺；将新疆、宁夏的池盐通过驿站运往中原，补充海盐供给不足。同时在全国设“广惠司”，统筹山林、煤炭资源，延续宋代“官监民采”制度，兼顾效率与民生。
- 新型能源的探索与应用：元代对石油（时称“石脑油”）的利用进一步突破，《元一统志》记载“延长县（今陕西延安）有石油井，岁采百石，用于点灯、润滑”；更值得关注的是，元代从阿拉伯引入“蒸馏法”，提取石油中的轻质成分，用于军事火攻（如“猛火油柜”），开启能源在军事领域的新应用。
- 能源技术的民族融合：元代将蒙古草原的“畜力驱动”与中原的“水力、煤炭技术”结合，在北方发明“畜力磨煤装置”，提高煤炭粉碎效率；在南方保留宋代“水转纺车”，同时引入波斯“齿轮传动”技术，提升能源利用精度。这种多民族技术融合，让元代能源体系兼具“草原的粗犷实用”与“中原的精细高效”。
典籍与文化中的能源认知
这一时期的典籍与艺术作品，生动记录了能源的多元形态：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石炭致用”的场景，称“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