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在伊斯兰文明崛起后，军事训练被赋予“圣战”的精神内核。早期穆斯林军队的训练注重轻骑兵的机动性与突袭战术，士兵需熟练掌握阿拉伯弯刀的劈砍、骆驼骑行与沙漠生存技能，训练常以部落为单位，通过狩猎与模拟突袭演练协同作战。伍麦叶与阿拔斯王朝时期，军队走向职业化，设立专门的训练营（“马德拉萨”有时兼负军事教学），士兵除练武艺外，还需学习《古兰经》中的战斗训诫，将宗教狂热转化为战斗意志。阿拉伯军队对火器的早期应用也影响了训练内容，13世纪后，投石机、早期火枪的操作纳入训练，形成“骑兵突袭与火器支援”结合的战术体系。
美洲文明（如阿兹特克、印加）的军事训练与祭祀、扩张需求紧密相关。阿兹特克的“卡尔普利”（青少年训练营）中，男孩从15岁起接受严格训练：投掷投矛器、使用黑曜石刀近战、演练方阵冲锋，训练常以俘虏为对手进行实战对抗，胜者可获得荣誉徽章。其训练强调“无畏战死”，因阿兹特克信仰认为战死是通往天堂的捷径，这种精神培育使其军队极具冲击力。印加帝国则依托严密的行政体系，训练士兵适应山地作战：攀爬陡峭梯田、负重长途行军（印加信使“查斯基”的奔跑能力被纳入军事训练），并通过“结绳记事”传递战术指令，形成适应安第斯山脉地形的独特训练模式。
非洲地区的军事训练呈现部落化与实用性特征。西非的马里、桑海帝国，士兵训练以长矛、盾牌、弓箭为主，注重部落方阵的协同与狩猎技巧的转化（如围猎狮子的战术被用于战场围歼）；东非的斯瓦希里城邦因海上贸易发达，训练侧重桨帆船作战与海岸防御，士兵需掌握划船、登船格斗与标枪投掷。许多部落通过成人礼融入军事训练，如马赛人的“ moran”（勇士阶段）需经历长途跋涉、猎杀猛兽等考验，将体能、勇气与部落忠诚的培育融为一体。
这些文明的军旅训练虽未形成如欧亚大陆那般系统的兵书体系，却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适应本土环境的智慧——无论是古印度的象战协同、阿拉伯的沙漠突袭，还是美洲的山地作战、非洲的部落方阵，都展现了人类在不同生存环境下对“战斗力提升”的独特探索，共同构成了世界军事训练史的多元图景。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日本的军事训练与武士阶层的兴起紧密相连，形成了以“武道”为核心的训练体系。平安时代后期，武士作为职业化军事集团，训练内容涵盖弓马娴熟与刀剑技艺，尤其重视“骑射”——武士需在奔驰的马上精准射箭，《今昔物语集》中记载的“流镝马”仪式，便是骑射训练的高级形式。镰仓幕府至江户时代，武士训练进一步精细化，衍生出剑道、居合道、枪术等专门技艺，强调“心技一体”，既练招式精准，也修内心沉静，如宫本武藏在《五轮书》中提出“守、破、离”的训练境界，将实战技巧与哲学思考结合。此外，武士的集体训练注重“小集团战术”，如战国时代的“足轻”（步兵）需演练长枪方阵与铁炮（火枪）齐射，配合骑兵突击，形成灵活的战场协同，织田信长的“三段击”战术便源于对铁炮部队的系统训练。
朝鲜半岛的军事训练则长期受中原文明影响，同时融入本土防御需求。新罗、高丽时期，军队训练借鉴唐朝府兵制，士兵需练习弓术、长枪与阵法，《三国史记》记载新罗“花郎徒”不仅是青年组织，更通过狩猎、比武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忠君报国”的武士精神。朝鲜王朝时期，为应对日本倭寇与北方女真，训练侧重海防与山地作战：水军需演练“龟船”操作与火炮射击，陆军则强化弓箭与火器（如“火厢车”）的协同，《惩毖录》详细记录了壬辰倭乱中，朝鲜军队通过改良训练、结合地形抵御日军的经验，其中“弩兵伏击”“水战奇袭”等战术，均源于针对性的训练设计。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军事训练则在东斯拉夫传统与拜占庭、蒙古影响下形成特色。基辅罗斯时期，军队以贵族骑兵“瓦兰吉亚人”为核心，训练注重马术与战斧、长矛使用，通过部落冲突与狩猎演练战术。蒙古西征后，俄罗斯军队吸收了蒙古骑兵的奔袭与侦察训练，强调机动性与野外生存，如莫斯科公国的“哥萨克”骑兵，擅长在草原与森林中长途奔袭，训练内容包括马术、马刀劈砍与游击战术。东欧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则发展出独特的“翼骑兵”训练，士兵需身披重甲在马上用长矛冲锋，同时保持队形严整，这种兼顾冲击力与纪律性的训练，使其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屡建奇功。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训练对东欧影响深远，其《战术》一书强调“步兵方阵与骑兵协同”，训练中融入希腊罗马的纪律传统，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