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区的军事训练，虽风格各异，却都在本土文明与外来影响的交织中，形成了适应地理环境与战争需求的特色体系——日本的“武道”精神、朝鲜的防御战术、俄罗斯与东欧的骑兵传统，共同丰富了欧亚大陆军事训练的多元面貌，也为后世军事发展留下了独特遗产。
至于东南亚地区，其古代军事训练同样深植于热带气候与复杂地理环境中，融合了本土部落传统与外来文明影响，形成了以灵活性、适应性为核心的独特体系。
中南半岛的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军事训练与水稻农耕、山地丛林作战需求紧密关联。越南古代军队为应对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训练侧重山地伏击与水网防御：士兵需熟练掌握丛林潜行、竹制兵器（如竹矛、吹箭筒）使用，利用茂密植被设伏，《大越史记全书》记载的“游击战”战术，便源于对地形的精准利用与针对性训练。泰国素可泰至阿瑜陀耶时期，骑兵与战象训练成为核心——士兵需在象背上射箭、挥刀，同时演练象阵协同，战场上身披铠甲的战象与步兵配合，形成极具冲击力的战术，其训练注重“人象默契”，通过长期共处培养信任感。缅甸东吁王朝则结合骑兵与火器，训练士兵操作葡萄牙传入的火枪，在平原作战中形成“骑兵包抄+火枪齐射”的组合战术，适应与暹罗、印度的战争需求。
马来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的军事训练则以海洋为舞台，与航海、贸易紧密结合。古代马来王国的“兰撒”（战船）部队，士兵需兼具航海技能与近战能力：训练包括划桨、掌舵、登船格斗（使用 Kris 短剑、长矛），甚至通过模拟台风天气演练海上应变。由于群岛多部落割据，小规模突袭与防御是训练重点，士兵需擅长攀爬棕榈树、潜水偷袭，利用岛屿地形进行灵活作战。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传入，也为训练注入精神元素——士兵在战前祈祷、诵读经文，将宗教信念转化为战斗意志，如满者伯夷帝国的军队，训练中融入巴厘岛传统武术“Silat”，强调快速反应与关节技，既适用于战场，也成为部落荣誉的象征。
这些训练模式虽未留下系统的典籍记载，却在考古遗迹（如吴哥窟壁画中的战象场景、越南占婆国的兵器窖藏）与口述传统中得以印证。东南亚的军事训练，始终围绕“适应环境”这一核心，将热带丛林的隐蔽性、海洋的流动性转化为战术优势，其“以巧制胜”“军民结合”的特点，展现了小国土着文明在应对外部挑战时的生存智慧，成为世界军事训练史中独具风情的篇章。
随后，随着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相继涌现，再到改写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类社会在新兴生产力与制度变革的双重激荡下加速转型。从中国晚清的器物革新、辛亥革命的制度探索，到五四运动的思想觉醒、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自力更生、改革开放的拥抱世界，直至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欧洲各国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跨越，到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一系列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维护和平、迈向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中，在不同军队部门士兵与各级军官军旅训练领域，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革与重塑，训练内容、模式与理念随时代需求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中国，早在晚清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揭开近代史序幕之时，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还有全新的战略战术策略，与自身已经完全与时代落伍的旧有经验和装备以及战术方针形成鲜明对比，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以及后续一系列操作中，决定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旨在维护清王朝统治，并在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作战中大显神威之时，对于士兵的训练模式以及与战略战术方针默契配合，还有后勤补给以及其他各项部门形成相互照应，同时也是开启了近现代士兵军旅训练模式的“先河”。
紧接着，在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抗美援朝战争、改革开放，乃至现在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系列漫长时期，对于士兵军旅训练的模式体系的重塑构建，以及对于前人智慧经验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性继承，像现在全新士兵军旅训练模式体系发展转型，都经历了一个相对曲折的漫长发展之旅。
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惨败，让国人深刻认识到传统军事训练的落后。清军在甲午海战中虽有新式舰船，却因训练僵化、战术陈旧（如火炮射击精度不足、各舰协同混乱）惨败于日军；八国联军侵华时，清军的大刀长矛与西式枪炮的训练代差更是暴露无遗。这推动清末军事改革，袁世凯编练新军时全面引入德国陆军训练体系，士兵需练习队列、射击、步炮协同，军官则接受军校系统教育，开启了中国军事训练的近代化转型，却也因封建残余未能彻底革新。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的训练呈现“中西杂糅”特征。各路军阀或沿用日式、德式训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