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作为大一统王朝，军事训练集前代之大成，呈现“草原传统与全球视野结合”的特点。蒙古骑兵延续“自幼习射”的传统，训练中侧重长途奔袭（每日能行军百里）与马上格斗，同时吸收金军重甲战术与宋军火器技术，组建“炮手军”，训练士兵操作回回炮等大型攻城武器。为适应横跨欧亚的疆域，元军还注重多地形适应性训练，骑兵需在草原、山地、水网等环境中保持战斗力，这种“全域作战”的训练理念，使其能横扫欧亚大陆。
这一时期的训练理念在文献中多有体现。北宋《武经总要》系统记载了兵器训练、阵法演练、火药制作等内容，成为军官训练的教科书；元代《马可·波罗游记》描述蒙古士兵“自幼练习骑射，能在奔驰的马上准确射击”，印证了其骑射训练的普及性。文学作品中，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诗句，折射出宋军士兵枕戈待旦的训练常态；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则勾勒出军营中号角指挥、士兵操练的场景。
辽宋夏金元的军旅训练，在民族交融与技术革新中打破了单一文明的局限，热兵器与冷兵器训练并存、游牧战术与中原阵法结合，为明清军事训练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标志着军事训练从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的过渡。
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军事训练在承继前代基础上，因王朝兴衰、技术革新与内外挑战而呈现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既延续了传统军事训练的核心要义，又在火器普及与反侵略战争中催生出新的训练模式。
明朝前期，军事训练以“卫所制”为依托，强调“耕战结合”与标准化操练。朱元璋曾下令“凡军卫，每日操练，五日一阅”，士兵需兼顾农耕与训练，基础课目包括弓弩射击、长枪刺杀、阵法演练等。为应对北方蒙古与沿海倭寇，明军训练呈现“南北分化”：北方边军强化骑兵奔袭与城防固守，如戚继光在蓟镇训练的“车营”，通过车、步、骑协同演练，形成对蒙古骑兵的有效防御；东南沿海军队则侧重水战与近战，戚继光创建的“戚家军”以“鸳鸯阵”训练为核心，士兵需熟练掌握长短兵器配合与小队协同，在抗倭战役中凭借精准的战术执行屡建奇功。
明朝中后期，火器成为训练核心内容之一。神机营作为专职火器部队，士兵需学习鸟铳、佛郎机炮的操作与保养，训练中强调“三段击”等射击战术，以弥补早期火器射速不足的缺陷。《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兵书系统总结了火器与冷兵器协同训练的经验，提出“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的分层训练理念，将思想教育与技能训练结合，成为明军训练的指导纲领。
清朝军事训练前期以“八旗制度”为核心，融合满族骑射传统与中原战术。八旗兵自幼练习骑射，训练中注重马术、射箭与摔跤，辅以阵型演练（如“鱼鳞阵”“方阵”），入关前凭借高强度训练形成强大战斗力。康熙至乾隆时期，为巩固疆域，清军针对准噶尔、大小和卓等势力，强化骑兵长途奔袭与多地形作战训练，同时吸收明朝火器技术，组建“火器营”，训练士兵使用红衣大炮等装备。
然而，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传统训练模式逐渐失效，军事训练被迫走向近代化转型。洋务运动中，清军开始仿练西式军操，北洋水师引入英国海军训练体系，士兵需学习舰船驾驶、火炮瞄准与国际海战规则；淮军、湘军则聘请外国教官，训练队列、射击与步炮协同，虽然仍保留部分传统训练内容，但已开启中国军事训练向近代化的过渡。
文学与史料中，对明清训练的记载丰富而具体。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战争描写，虽多取材前代，却暗含时人对“阵法训练”“武艺切磋”的理解；清代《红楼梦》中贾政检阅家仆操练的场景，折射出旗人家庭对骑射训练的重视。史料方面，《明实录》详细记录了卫所士兵的训练考核制度，《筹办夷务始末》则记载了晚清军事训练改革的艰难历程。
明清两代的军旅训练，既是传统军事体系的巅峰与终结，也是近代军事训练的起点。从冷兵器与火器并存的操练，到中西训练模式的碰撞，其发展轨迹深刻反映了军事训练与国家命运、技术进步的紧密关联，为近现代军事训练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历史镜鉴。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不同军队建制士兵与各级军官军旅训练领域的认知认识以及相关实践活动，便已形成了与东方文明截然不同的特色，其核心在于将军事训练与城邦生存、公民责任深度绑定，呈现出鲜明的集体性与竞技性。
古希腊的军事训练以城邦为单位，与公民教育融为一体。斯巴达堪称典型，男孩从7岁起便进入军事训练营，接受严苛的体能与意志训练：长途奔袭、摔跤格斗、武器使用（长矛、盾牌）是每日必修课，甚至通过饥饿与寒冷磨砺忍耐力。训练强调“集体高于个人”，士兵需在方阵（重装步兵组成的密集阵型）中保持绝对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