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火器的初步应用，训练内容也出现新变化。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士兵需学习简单火器（如火箭、火球）的制作与投掷，虽然尚未成为主流，却为后世热兵器时代的训练埋下伏笔。
文学与史料中，对训练的记载鲜活而具体。杜佑《通典·兵典》详细记录了唐军“教旗法”“教阵法”的具体流程，如“凡教阵，先鼓一通，诸兵皆集；鼓二通，偃旗息鼓；鼓三通，诸兵皆起”，可见训练的高度纪律性。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背景是戍边将士在荒漠中进行的日常巡逻与战术演练；李白“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则勾勒出将领在训练间隙展现的武艺与豪情。
隋唐的军旅训练，以强盛国力为支撑，将制度规范、实战导向与思想凝聚熔于一炉，不仅塑造了“天可汗”时代的军事辉煌，其“兵农结合、分层训练”的模式，更成为后世封建王朝军事训练的重要范本，影响深远。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政权林立、战火不休，军事训练褪去了隋唐盛世的制度化光环，转而以“实战生存”为核心，呈现出短平快的实用主义特征，一切训练皆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迫切需求展开。
这一时期，军队多由藩镇私兵演变而来，将领对士兵的掌控力极强，训练模式也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为在瞬息万变的战局中占据主动，训练内容大幅简化，摒弃了繁文缛节，直指战场核心技能：骑兵侧重马上格斗与短途冲刺，毕竟在中原腹地的混战中，快速突击往往能决定胜负；步兵则强化近身搏杀与阵型快速转换，以便在城防攻防或野外遭遇战中迅速形成战斗力。如后唐李存勖麾下的“银枪效节军”，以长枪为主要兵器，训练时反复演练“枪阵突刺”与“散兵缠斗”，凭借精湛的近战技巧成为当时劲旅。
由于战事频繁，“以战代训”成为常态。士兵往往未经系统训练便投入战场，在血与火的实战中快速掌握生存技能——老兵带新兵、胜者传经验，这种“战场速成”模式虽粗糙，却催生出极强的实战适应性。同时，为留住精锐，各政权普遍以厚赏激励士兵，训练中表现突出者可即时获得财物或晋升，这种“重利驱动”的机制，在乱世中比礼教教化更能激发斗志。
兵种训练也因战争需求而分化明显。割据北方的政权（如后梁、后唐）多保留骑兵优势，训练围绕马术与重甲冲锋展开；南方政权（如南唐、吴越）则因水网密布，侧重水军训练，士兵需熟练操作小型战船与投掷火器（如飞火枪），在江河湖泊的攻防中占据先机。
文学作品中，对这一时期训练的刻画多带战乱底色。五代词人韦庄“谁家陌上少年郎，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的词句，背后是少年从军后在战火中快速成长的无奈；而史书中“士卒被甲而驰，日数合战”的记载，直白展现了训练与实战的高度重合。
五代十国的军旅训练，虽因乱世而失却体系化，却以极端务实的风格，将“实战优先”的理念推向极致，其快速化、功利化的训练模式，既适应了当时的战争环境，也为北宋军事体系的重建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如何在制度化与实战性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后世需要破解的课题。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政权并立与融合的格局，让军事训练呈现出“多元互鉴、因时而变”的复杂面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军事传统在碰撞中交融，火器的发展更推动训练内容出现质的突破，形成了兼具传统技艺与时代革新的训练体系。
宋朝因长期面临北方游牧政权的威胁，军事训练以“防御优先”为核心，同时注重技术与纪律的结合。禁军作为中央精锐，训练制度极为严格：士兵需每日进行体能训练（如负重跑、跳壕沟），弓弩手需达到“蹶张弓弩”的力量标准，步兵则反复演练“方阵防御”与“城防协同”。为应对骑兵冲击，宋军发明了“拒马枪阵”“叠阵”等战术，训练中强调各兵种（步兵、弩兵、炮兵）的梯次配合，如在澶渊之战中，宋军以弩兵精准射击遏制辽军骑兵，正是日常协同训练的成果。此外，宋朝火药武器已广泛应用，“神臂弓”“震天雷”等装备的操作纳入训练，士兵需学习火药配比、投射角度等知识，开启了热兵器训练的先河。
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则延续游牧民族的骑射传统，同时吸收中原训练的纪律性与阵法智慧。辽军“斡鲁朵”（禁军）训练保留“四季捺钵”的狩猎传统，以围猎演练骑兵奔袭与包抄战术，同时借鉴宋军的旗帜指挥系统，提升大规模作战的协调性；金军“铁浮图”重甲骑兵训练严苛，士兵需身披重铠进行马术与长枪突击训练，配合“拐子马”的两翼包抄战术，在与宋军的交锋中一度占据优势；西夏军则结合河西走廊的地形，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