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训练还注重“文武兼修”。军官需研习《孙子兵法》《吴子》等兵书，汉武帝曾命霍去病学习兵法，虽遭婉拒，却可见对将领战略素养的重视；普通士兵则通过“教射”“教战”等集体训练，既提升技能，也强化对皇权的认同——如汉军常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口号激发斗志，将思想教化融入训练日常。
文学与史学中，对训练的记载更为详实。《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描述霍去病部队“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字里行间可见其骑兵的耐力训练成果；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中，李广“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的射术，背后是“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的常年苦练。东汉乐府诗《十五从军征》中“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感慨，虽聚焦兵役之苦，却也从侧面反映了士兵在漫长军旅中持续接受训练的常态。
秦汉的军旅训练，以“大一统”为背景，将标准化、实战化与思想凝聚相结合，既巩固了王朝的军事优势，也为后世封建王朝的军事训练提供了“以法统训、以战促训”的范本。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绵，军事训练在分裂与融合的激荡中呈现出多元碰撞的特点，实战需求倒逼下的战术创新与兵种协同成为训练的核心导向。
三国鼎立时期，各路诸侯为争夺天下，无不以严苛训练打造精锐之师。曹操推行“军屯制”，士兵战时为兵、闲时为农，训练与生产结合，既保证了军队的持续战斗力，又通过农耕劳作锤炼体能。其麾下“虎豹骑”作为精锐骑兵，选拔标准极高——“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训练中侧重马术与集团冲锋，在长坂坡追击战中展现出惊人的机动性与冲击力。蜀汉诸葛亮则注重技术与训练的结合，改良连弩后，专门训练士兵掌握“十矢俱发”的操作技巧，其“八阵图”更是将阵法训练推向极致，通过反复演练各兵种在阵中的进退配合，实现“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的灵活防御。
两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带来了游牧民族的骑兵训练传统与中原步兵战术的深度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后，鲜卑骑兵开始学习中原的阵法与纪律训练，而汉族军队也借鉴游牧民族的骑射技艺，形成“步骑协同”的新训练模式。如前秦苻坚麾下的军队，既有擅长奔袭的氐族骑兵，也有精通方阵的汉族步兵，训练中强调“骑兵扰敌、步兵歼敌”的配合，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训练还注重“因敌制宜”。面对不同对手的战术特点，军队会针对性调整训练内容：对抗北方游牧民族时，强化骑兵的长途奔袭与马上格斗；征讨南方政权时，则增加水军训练，如东吴的“楼船”部队，士兵需熟练掌握划船、登船作战等技能，周瑜在赤壁之战中能以火攻取胜，与吴军对水战战术的反复演练密不可分。
文学作品中，《三国演义》虽多有演绎，却也折射出当时训练的特点：关羽“温酒斩华雄”前的青龙偃月刀操练，展现了武将对兵器的极致掌控；赵云“七进七出”长坂坡，其马术与枪法的熟练度，正是长期高强度训练的体现。而《三国志》等史书中，对“合肥之战”张辽率八百勇士冲击孙权大营的记载，字里行间可见曹军日常近战搏杀训练的成效。
总体而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军旅训练，在分裂与战乱中打破了固有模式，通过多民族、多战术的碰撞融合，进一步丰富了军事训练的内涵，为隋唐时期军事体系的成熟积累了宝贵经验。
而在隋唐时代，大一统帝国的盛世气象与疆域的空前拓展，推动军事训练进入制度化、精细化的黄金阶段，其核心在于将府兵制与实战需求深度结合，形成“兵农合一、训战结合”的成熟体系。
隋朝承继北周府兵制，将士兵户籍编入军府，平日务农，农闲时集中训练，战时出征。训练内容既重基础体能，如负重行军、徒手格斗，更强调兵种协同——步兵需演练方阵进退，骑兵专攻奔袭迂回，弓弩手则每日练习“百步穿杨”的精准度。隋炀帝时期为征讨高句丽，专门训练水军，在运河沿线演练楼船作战，士兵需掌握水上列阵、登船厮杀等技能，其规模与规范程度远超前代。
唐代军事训练更是集前代大成，形成“常训与临战结合”的完备机制。府兵每年需参加“冬训”，由军府将领带领演练阵法、兵器使用，考核优异者可获嘉奖。唐太宗李世民深谙训练之道，曾亲自校阅军队，要求士兵“每日引射，习为常业”，其麾下“玄甲军”作为精锐骑兵，选拔后需经过“昼夜驰射”的强化训练，身着重甲仍能保持高速冲锋，在虎牢关之战中凭借精湛骑术与协同战术击溃窦建德十万大军。
这一时期的训练注重“技战术与思想并重”。军官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