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在这之后不久，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生产关系的逐步优化与生产工具的迭代升级，人类社会逐渐脱离蒙昧，向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演进。在此过程中，中国、欧洲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明里，军队士兵与各级军官军旅训练领域，也随之走向系统化、专业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征。
在这一时期，军队中不同等级将军将帅，以及不同阶层和不同领域划分士兵的训练，其内容往往也会有些许差别，但整体上都要求要对兵书和六艺以及传统经典有较高的掌握水平，同时在维护国家民众安全，对外战争的一系列事件中，对于士兵拥有强健体能、对兵器的使用掌握、不同兵种搭配不同阵列兵法战术默契配合、以及对服从上级的统一领导与感召性，还有其他各项能力水平，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这些内容，都不是墨守成规，反而是在战斗实践中不断磨砺改进，进而配合发展衍生出的全新战法策略，针对性的对相应的士兵训练内容进行灵活调整取舍。
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政权和聚居地区，以及在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朝代年代，军旅训练则呈现出与中原农耕文明截然不同的特色，既保留着游牧、狩猎民族的原始勇武基因，又在与中原文化的碰撞融合中不断演进。
而这一切，在雨后春笋一样规模庞大且数量众多的专业领域着作典籍和诗词歌赋、话本小说以及其他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时代浪潮下，这些内容也无不生动的体现展现出来。
在中国，早在夏商西周时期，便有了记载军事训练与战争智慧的早期文献与器物。甲骨文与金文中，“射”“御”等字频繁出现，印证了“六艺”中军事技能训练的重要地位；《尚书·甘誓》《尚书·牧誓》作为战前动员令，虽聚焦于号令与纪律，却也折射出对士兵“用命”“敢战”的训练要求——这种要求不仅是技能层面的，更包含对统帅权威的绝对服从。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烽火加速了军事训练的革新，兵书典籍与实战案例交相辉映，形成了中国古代军旅训练的第一个高峰。
这一时期，“兵学”成为显学，训练不再局限于单一技能传授，而是上升为包含战略思维、战术协同、纪律养成的完整体系。《孙子兵法》提出“兵者，诡道也”，推动训练从“列阵而战”的僵化模式转向“因敌制胜”的灵活应变——军队开始模拟不同敌情进行演练，如在山地练伏击、在平原练方阵、在水畔练舟战，针对性提升复杂环境下的作战能力。《吴子》更是强调“教战之令”，规定士兵需熟练掌握“坐作进退、疾徐疏数”的队列变换，将领则要通晓“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指挥艺术，这种“上下同练”的模式，让训练效率大幅提升。
实战中的迭代尤为显着。魏国吴起创立“武卒制”，对士兵的训练标准堪称严苛：需身着三重甲、背负弓弩箭矢、携带三日口粮，半日内奔袭百里仍能投入战斗，达标者可享田宅免税的优待，这种“以练代选”的机制，催生出战国初期最精锐的步兵。秦国则通过“军功爵制”激发训练热情，士兵在日常对练中表现优异或实战立功者可晋升爵位，使得秦军“勇于公战”，弓弩射击、短剑刺杀等技能的训练强度远超六国，最终凭借“虎狼之师”的战力统一中原。
文学作品中，对训练的刻画也愈发鲜活。《诗经·小雅·车攻》描绘周天子会同诸侯狩猎的场景，“之子于苗，选徒嚣嚣。建旐设旄，搏兽于敖”，看似是田猎，实则是借围猎演练军队的调度与协同，与实战训练异曲同工。《左传》记载齐鲁长勺之战，曹刿“彼竭我盈，故克之”的战术思想，背后是鲁国军队对“一鼓作气”士气训练的深刻理解——这种将心理训练融入实战节奏的智慧，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可以说，春秋战国的军旅训练，既是“百家争鸣”在军事领域的延伸，也是战争需求倒逼的必然结果，其“实战导向、体系化训练、奖惩结合”的理念，为后世两千余年的军事训练奠定了坚实基础。
秦两汉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疆域拓展，推动军旅训练进入规范化、规模化的新阶段，其核心在于将分散的军事智慧整合为服务于中央集权的训练体系。
秦朝承继战国军事遗产，更以严苛律法强化训练效能。《秦律杂抄》中明确规定，士兵射箭不中者要受罚，马匹驯养不佳的骑士需赔偿，这种“以法督训”的模式贯穿日常。秦军的训练突出“协同作战”，步兵方阵与骑兵、弩兵的配合需经过反复演练，考古发现的秦俑坑中，士兵姿态各异却阵列严整，正是标准化训练的生动写照。而为巩固边疆，戍边士卒还需在长城沿线进行适应性训练，如山地攀爬、要塞守卫等，确保在复杂地形中快速响应。
汉代军事训练则因对匈奴的长期作战而更重骑兵建设。汉武帝时期，从匈奴降者中学习骑射技艺，在京城设立“羽林骑”“期门军”等精锐部队，专门训练骑兵的奔袭、迂回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