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欧，威尼斯与热那亚等城邦共和国依托海上贸易优势，建立起成熟的关税体系。威尼斯对进入泻湖的商船征收“锚税”，并对香料、丝绸等贵重货物实施高额关税，其海关记录显示，14世纪香料进口税曾占财政收入的40%。这些城邦还通过签订“商约”（capitulations），与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协商关税特权，例如威尼斯商人在奥斯曼港口享有低于当地商人的税率，这种早期的“最惠国待遇”为其商业霸权奠定基础。同时，中世纪欧洲的关税与宗教、战争紧密相连，十字军东征期间，许多港口对运往东方的军需物资减免关税，而对穆斯林商人则课以重税；教会领地凭借宗教特权豁免关税，进一步加剧了贸易不平等。尽管中世纪的关税制度充满割据与矛盾，但它客观上推动了商业规则的演变，为近代民族国家统一关税制度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在古印度，阿拉伯世界和美洲地区，对于关税进出口和商品货物贸易领域的研究应用与实践发展，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态势。
在古印度，哈拉帕文明时期已出现货物交换与税收管理的痕迹，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的印章和砝码暗示着早期贸易计量与征税标准的存在。孔雀王朝时期，《政事论》详细记载了国家对贸易的管控策略，设立“商税官”负责征收进出口关税，对盐、金属、纺织品等货物按价值分级征税，税率在5% - 20%不等。笈多王朝则通过减免边境关卡税收，吸引中亚商队，促进了佛教文化与印度手工艺品沿丝绸之路的传播。中世纪的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进一步完善关税体系，在港口和内陆商道设立“沙尔”（shar）税，对葡萄牙、荷兰商船运来的香料征收高额关税，同时对本国棉纺织品出口给予政策支持，使印度成为当时全球棉纺织业中心。
阿拉伯世界在伊斯兰黄金时代构建起横跨亚非欧的贸易网络，关税制度成为维系商业繁荣的关键。阿拔斯王朝在巴士拉、亚历山大等港口设立“海关署”（ma??il），对进口的中国丝绸、东南亚香料征收10%的关税，对出口的椰枣、皮革等商品实行低税率。《汉志商路条约》等文件规范了商队在沙漠商道的征税标准，保障了麦加朝觐路线的商贸安全。阿拉伯商人还创造了“康曼达”（menda）契约，通过分摊关税与利润，降低贸易风险。这种将宗教律法与商业实践结合的模式，使关税不仅是财政来源，更成为伊斯兰经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洲地区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前，已形成独特的贸易与税收体系。玛雅城邦通过控制可可豆、黑曜石等战略物资的流通，对过境商队征收实物税；阿兹特克帝国建立了庞大的纳贡体系，附属城邦需定期进贡黄金、羽毛、棉花等物品，这些贡品实质承担着关税功能。印加帝国则通过“查斯基”（chaski）驿道网络管理贸易，对运输中的玉米、羊驼毛等货物征税，并以劳役税形式征召民众维护商路。西班牙征服美洲后，强制推行“皇家五分之一税”（quinto real），对开采的金银矿征收20%的重税，同时在韦拉克鲁斯、卡塔赫纳等港口对进出口货物课税，将美洲经济纳入全球殖民贸易体系。这些本土与外来制度的碰撞，深刻改变了美洲的经济与社会结构。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关税进出口和商品货物贸易领域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在东亚，日本古代的关税贸易体系深受中国影响，又发展出独特形态。奈良时代，日本仿照唐朝制度设立“鸿胪馆”，管理对唐朝、新罗的朝贡贸易，初期以“物物交换”为主，官方严格管控进出口物资，免税优待朝贡使团，以彰显“华夷秩序”下的从属关系。平安时代，庄园经济兴起，地方豪族在交通要道私设关卡征税，中央政权设立“关所”进行规范，对往来货物征收“关钱”或实物税。到了室町时代，足利幕府通过“勘合贸易”与明朝开展官方往来，凭借持有明朝颁发的“勘合符”获得贸易免税权，大量输出刀剑、折扇，输入铜钱、书籍；民间则出现“问丸”制度，由港口中介商统一管理商船货物并代收关税，推动了堺、博多等港口城市的繁荣。
朝鲜半岛在新罗时期，已在庆州等港口设置“关市署”，对来自唐朝、日本的货物征收“市税”，并通过“朝贡 - 回赐”体系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经贸联系。高丽王朝时期，在鸭绿江、图们江沿岸设关征税，对辽、金输出人参、麻布，输入瓷器、铁器，同时实行“禁榷制度”，对盐、铁等物资的进出口严格管控。李氏朝鲜建立后，制定《经国大典》明确关税细则，在义州、釜山设立“市廛”，对清朝贸易征收“落地税”，对日本贸易则通过“倭馆”管理，征收“渡海税”；17 世纪后，随着民间“湾商”崛起，走私贸易兴盛，促使朝鲜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有限度开放边境互市。
东欧地区，基辅罗斯时代，罗斯人通过第聂伯河商路与拜占庭帝国开展贸易，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