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实现大一统后，推行“重商”政策，关税制度呈现国际化特征。元世祖忽必烈在泉州、庆元等港口实施“官本船”制度，官府出资造船并提供资本，与商人按比例分利，同时降低市舶税率至十五分之一，吸引阿拉伯、欧洲商船纷至沓来。陆上丝绸之路方面，元朝在驿站体系基础上设卡征税，对欧亚商队实行“三十税一”的轻税政策，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元大都繁华市集，正是低关税政策下东西方贸易繁荣的写照。此外，元朝首次将纸币“交钞”用于关税结算，推动了金融与贸易的深度融合，为后世关税货币化提供了范例。这一时期，各政权通过关税制度的创新，既满足了财政需求，也促进了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深度交融。
不久之后，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全球贸易格局的剧变，中国关税制度在传统框架下经历深刻变革，并在近代化浪潮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推行“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政策，将市舶司纳入礼部管辖，以“怀柔远人”为宗旨，对朝贡使团携带货物给予免税优待，甚至以高于市价回赐，实则将关税作为政治外交的工具。但民间走私贸易屡禁不止，促使隆庆年间开放海禁，在月港设立督饷馆，实行“引税”（商船许可证费）、“水饷”（按船型征税）、“陆饷”（按货物征税）、“加增饷”（对日本贸易附加税）的复合税制，标志着官方开始承认并规范私人海外贸易。
清朝前期，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海关，取代市舶司职能，对进出口货物制定详细税则。但1757年乾隆实施“一口通商”政策，仅留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形成“保商制度”——由行商担保外商缴纳关税并管理其行为，关税收入虽稳却限制了贸易活力。此时，西方殖民势力已叩开中国大门，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鸦片走私扭转贸易逆差，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迫使中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规定“协定关税”条款，海关自主权丧失，进口税率被固定在5%左右，远低于西方各国。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期间，引入近代海关管理制度，虽提升了关税效率，却使海关沦为列强经济侵略的工具。
在文化层面，明清小说如《喻世明言》中对商人跨国贸易的描写，以及《广东新语》对十三行贸易的记载，从侧面反映关税对民间经济的影响；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魏源《海国图志》等着作，则开始反思传统关税政策的局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改革主张。明清关税制度的演变，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政策的缩影，更成为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主权逐步丧失的历史见证，为后世理解全球化浪潮下的贸易主权问题提供了深刻镜鉴。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关税进出口和商品货物贸易领域的认知与认识，也是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脉络。古希腊城邦时代，商业贸易的繁荣促使关税制度初现雏形。雅典作为海上贸易中心，在比雷埃夫斯港设立了专门的税务机构，对进出口货物征收2%的关税，这一税率被认为是古代世界最早的标准化关税制度之一。税收不仅用于维持港口设施，还支撑起城邦的军事和文化建设，如雅典卫城的修建便得益于贸易税收的积累。各城邦间还通过签订贸易协定，规定关税互惠政策，如雅典与米利都的盟约中就明确了双方商人在彼此港口的纳税标准，这种早期的“关税协定”为区域贸易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古罗马时期，随着疆域的扩张，关税制度进一步完善与复杂化。罗马共和国在征服地中海沿岸后，在重要港口和商路设立关卡，征收“港口税”（portorium）和“通行税”（vectigalia）。奥古斯都时期，帝国将关税征管系统化，对行省间贸易、海外进口分别制定税率，埃及的粮食、东方的香料、高卢的金属制品等货物都需按比例纳税。罗马法中对关税的规定极为细致，《十二铜表法》衍生出的商业条款明确了偷税漏税的惩处措施，甚至建立了关税纠纷的司法仲裁机制。值得一提的是，罗马通过控制丝绸之路西端的贸易节点，对来自东方的丝绸、香料征收高额关税，这些奢侈品税成为帝国财政的重要来源，同时也间接推动了罗马贵族文化与东方文明的交融。古希腊古罗马的关税实践，不仅为欧洲中世纪的贸易规则提供了范本，更在税收制度、商业契约等层面塑造了西方商业文明的底层逻辑。
紧接着，到了后来，在封建王朝中世纪时期，欧洲的关税制度因政治割据与经济形态转变呈现出新的特征。随着罗马帝国的覆灭，欧洲陷入封建领主割据的局面，关税征收权也随之碎片化。各领主在领地内的桥梁、渡口、道路设卡征税，甚至出现同一条河流上多个领主重复收税的“关卡林立”现象，例如莱茵河沿岸曾密布数十个征税点，商队运输成本大幅增加。这种混乱的关税体系虽阻碍了商品流通，却也促使城市联盟为保障贸易利益而崛起，如德意志地区的汉萨同盟通过联合城市，统一内部关税标准，对外与丹麦、瑞典等国签订贸易协定，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