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隋唐时期，国家再次走向大一统，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促使关税制度迎来全面革新与鼎盛发展。隋朝结束南北分裂后，隋文帝杨坚下令减免关市之税，“除入市之税，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极大刺激了商业活力，使洛阳、长安等都市迅速成为国际商贸中心。隋炀帝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水路关税成为新的增长点，在运河沿线的汴州、扬州等城市设立关卡，对漕运货物按品类分级征税，形成了贯通南北的水上贸易税收网络。
唐朝建立后，关税制度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关市令”的成文法典，详细规定了关税征收标准、违禁物品清单及通关流程。在陆上，唐朝控制丝绸之路东段，于敦煌、龟兹等地设关，对往来商队征收“过所税”，并发放“过所”（通行证）保障贸易安全；在海上，武则天时期正式设立市舶司于广州，专职管理海外贸易，对阿拉伯、波斯商船运来的香料、珠宝等货物，按“舶脚”（入口税）、“抽分”（实物税）、“收市”（官营优先采购）三重体系征税。《唐六典》记载，广州一地市舶收入每年可达数百万贯，支撑起唐朝的海上霸权与文化辐射力。
这一时期，关税不仅是财政支柱，更成为文化交融的催化剂。长安西市作为国际贸易中心，汇聚了粟特、大食等各国商人，关税政策的宽松吸引了大量外来文化，胡服、胡乐、佛教艺术借由商路传入中原；而唐朝的丝绸、瓷器、造纸术也通过贸易网络传播至中亚、欧洲。同时，陆羽《茶经》中对茶叶贸易的记载，以及杜佑《通典》中关于“关市之税，轻重有恒”的经济论述，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深化了对关税功能的认知。隋唐关税制度以其开放性与规范性，既巩固了盛世根基，也成为古代中国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关键纽带。
到了五代十国战火纷飞的战乱年代，政权割据、山河破碎的局面使得关税制度陷入混乱与变革并存的特殊状态。各政权为维持割据势力和庞大的军费开支，纷纷在辖境内外交通要道设卡征税，关税征收呈现出随意性与多样性交织的特征。后梁在汴河沿岸增设关卡，对过往商船课以重税，甚至出现“一物过一税”的现象，以填补连年征战带来的财政缺口；南唐则凭借长江天险，在金陵、扬州等商贸重镇设立“都商税务司”，对丝绸、茶叶等出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同时对进口的海外香料、珠宝实行“博买”制度，由官府垄断经营，将关税与专营收益合二为一，支撑起南唐相对繁荣的文化艺术。
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关税政策朝令夕改。前蜀王建为吸引商贾，曾短暂推行轻税政策，降低川蜀地区关卡税率，使成都成为西南地区商贸中心；而后蜀孟昶时期，为应对后周军事威胁，大幅提高过境税，甚至对民间日用品也征税，导致商路阻滞、民生凋敝。在北方，契丹政权控制燕云十六州后，在边境设立“榷场”，与中原政权开展互市贸易，对输出的马匹、皮革和输入的茶叶、布帛分别征税，这种特殊的关税模式既满足了契丹对中原物资的需求，也成为其渗透中原经济的手段。
尽管时局动荡，关税制度仍在夹缝中发展。部分政权开始尝试规范税收流程，如吴越国制定《市舶条法》，对海外贸易货物的征税标准、检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保障了杭州、明州等港口的贸易秩序。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对关税乱象的反映，韦庄在诗作中描述商贾因高额关税被迫改道的困境，而陶岳《荆湖近事》则记载了湖南马氏政权利用湘江水运关税富国强兵的举措。这些实践与记录表明，五代十国时期的关税制度虽受战乱冲击，却在混乱中孕育着新的变革因子，为宋代关税体系的成熟积累了经验。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元政权的并立与疆域的空前拓展，促使关税制度在碰撞与融合中实现重大突破。北宋建立后，为解决“三冗”问题，将关税视为财政收入的核心支柱，不仅在汴河、运河沿线密集设置税务机构，对国内商品流通实施“住税”（交易税）与“过税”（流通税）双重征收，还进一步完善市舶司制度。广州、泉州、明州等港口的市舶司下设“抽解”“博买”“禁榷”等细则，对进口货物按种类分级征税，香料、象牙等奢侈品税率高达十分之一，同时官府优先收购贵重物资，市舶收入一度占朝廷财政的20%。《宋会要辑稿》详细记载了市舶司对外国商船的勘验、抽税流程，体现出宋代关税管理的精细化。
与北宋对峙的辽、西夏政权，同样构建起特色鲜明的关税体系。辽朝在边境设立“榷场”，与宋、西夏开展官方贸易，对输出的羊马、皮毛征收实物税，输入的茶叶、丝绸则以铜钱计税，形成以物易物与货币征税并行的模式；西夏凭借丝绸之路灵州段的控制权，对往来商队征收“过路费”，并在与宋的互市中对青盐出口实行专营，以关税强化经济独立性。金朝占据中原后，继承宋辽制度，在黄河、淮河沿线设关，对南北物资流通课税，同时在山东半岛设立市舶司，恢复海上贸易征税，《金史·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