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卧儿王朝时期，印度的手工业劳动达到鼎盛。阿格拉堡、泰姬陵等建筑奇迹，凝聚着石匠、雕刻师、建筑师的精湛技艺；纺织业中，达卡的细棉布、克什米尔的披肩以细腻工艺闻名于世，波斯商人将其远销中亚与欧洲。这一时期，苏菲派诗人如迦比尔，以诗歌赞美陶工、织工的劳动，打破种姓界限，强调劳动中蕴含的神性光辉。这些观念与实践，使印度的劳动价值认知既保持着宗教哲学的深邃性，又展现出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成为理解东方文明劳动智慧的重要窗口。
在伊斯兰文明中，《古兰经》强调劳动是安拉赋予的神圣职责，“谁为主道而迁移，谁在大地上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的资源”的教义，既鼓励商业贸易的开拓精神，也肯定农业、手工业劳动的价值。阿拔斯王朝时期，巴格达成为学术与商业中心，学者们在翻译古希腊典籍的同时，将数学、天文学知识应用于灌溉工程与航海技术，体现出知识劳动与生产实践的深度融合；波斯诗人鲁米在《玛斯纳维》中以陶工制陶比喻灵魂的塑造，将劳动升华为精神修行的隐喻。
非洲大陆的传统文明中，劳动实践紧密镶嵌于社群生活。班图人通过集体协作开垦梯田、建造村落，“乌贾马”（Ujamaa）理念强调劳动的集体属性，认为共同劳动是维系部落生存的纽带；西非马里帝国的廷巴克图，既是黄金贸易的枢纽，也是伊斯兰学术中心，商人、学者与工匠的劳动共同构筑起繁荣的城市文明。雕刻艺术中，贝宁青铜面具、诺克陶俑等作品，以精湛技艺展现工匠对劳动的敬畏，其制作过程往往伴随着宗教仪式，赋予劳动神秘的文化意义。
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与印加文明同样创造出独特的劳动价值体系。玛雅人通过精密的天文历法指导农耕，在热带雨林中开垦出复杂的梯田系统；阿兹特克人建造“浮动园地”（ampas），将沼泽改造为高产农田，体现出改造自然的智慧；印加帝国通过“米塔制”（mita）组织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太阳神庙、马丘比丘等奇迹背后，是集体劳动与工程管理能力的卓越展现。这些文明以神话传说、陶器纹饰等形式，将劳动场景神圣化，如玛雅彩陶上描绘的玉米神耕作图景，既歌颂劳动对生存的意义，也寄托着对自然神灵的敬畏。不同文明间劳动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共同绘就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斑斓图景，展现出劳动实践在文化创造中的核心驱动力。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同样在劳动实践价值认识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在日本，劳动实践价值认知深受神道教与武士道精神的双重影响。神道教将自然万物视为神灵化身，农耕活动被赋予神圣仪式感，每年的新尝祭、祈年祭等传统祭典，通过庄严的仪式表达对土地与劳动的敬畏，如稻米种植从播种到收割的每个环节，都伴随着对稻荷神的虔诚祭祀。平安时代的《延喜式》详细记载了宫廷手工业的分工与管理制度，奈良药师寺、京都清水寺等古建筑群，见证了工匠群体世代传承的营造技艺，这些劳动者被尊称为\"职人\"，其对技艺精益求精的\"一生悬命\"精神，逐渐演化为日本工匠精神的雏形。
朝鲜半岛的劳动价值观念扎根于农耕文明与儒家思想。高丽王朝时期推行均田制，重视农业生产对国家稳定的基石作用，《农事直说》《四时纂要》等农书系统总结种植技术，体现出对农业劳动科学性的追求。李朝时期，儒家\"重农抑商\"思想与朝鲜半岛的\"两班\"制度相结合，虽限制了商业发展，但促使农业精耕细作达到新高度，水稻梯田在半岛山地间层层叠叠，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劳动智慧。陶瓷业中，高丽青瓷\"如冰似玉\"的烧制技艺，李朝白瓷简洁素雅的美学风格，不仅彰显工匠的高超技艺，更将劳动成果升华为民族文化的象征。
在东欧的俄罗斯，劳动实践价值认知与东正教信仰、斯拉夫民族传统紧密相连。东正教教堂壁画中常见农夫耕作、渔夫撒网的场景，将世俗劳动神圣化；修道院经济体系下，修士们通过开垦土地、酿造葡萄酒等劳动实现自给自足，践行\"双手劳动，荣耀上帝\"的教义。俄罗斯传统的木制建筑艺术，从农舍到克里姆林宫的塔楼，都展现出工匠对原木材料特性的深刻理解与精湛的榫卯技艺。18世纪彼得大帝推行西化改革后，工厂劳动与军事工程建设兴起，农奴制下的集体劳动虽然带有压迫性质，但也为俄罗斯帝国的扩张与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劳动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这些独特的劳动价值认知，深刻影响着东亚与东欧地区的文明发展轨迹。
而在东南亚地区，对于劳动实践价值的认识，与多元宗教文化、复杂地理环境及海上贸易网络紧密交织，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