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群岛的海洋文明中，劳动实践呈现鲜明的贸易导向。马六甲王朝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香料贸易的枢纽，航海者、商人和造船工匠的劳动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巴厘岛的梯田系统被誉为\"人间天堂\"，其灌溉体系\"苏巴克\"（Subak）通过宗教仪式维系集体劳动秩序，将水稻种植与印度教的祭祀活动紧密结合，每一块梯田的开垦与维护都被视为对神灵的奉献。菲律宾的伊富高梯田历经2000多年仍在使用，当地原住民通过世代传承的石砌技术，在陡峭山壁上开垦出农业奇迹，这种与自然抗争的劳动智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彰显了劳动实践在文化传承中的核心价值。
此外，东南亚的纺织、金属锻造等传统手工业同样体现着独特的劳动观念。印尼的蜡染（batik）技艺通过家族传承延续千年，每一块蜡染布的制作都蕴含着劳动者对图案象征意义的深刻理解；缅甸的漆器工匠采用天然漆料与竹藤材料，经数十道工序制作出精美器具，其精益求精的态度与宗教修行中的专注精神一脉相承。这些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劳动实践，不仅支撑起东南亚古代社会的繁荣，更塑造了区域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
随后，当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科学大发展、启蒙运动，乃至是后来改变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和在历史上极具重大影响力的战役与关键历史事件，面对新兴生产力与制度体系的“冲击”与“影响”，在中国、欧洲各国，乃至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在由原先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摸索、建立、发展与成熟阶段，直至现代社会演进过程中。
在劳动实践价值认知方面，新的思潮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如汹涌浪潮，冲击着传统认知的堤岸。欧洲的文艺复兴打破神学桎梏，将人的价值从宗教束缚中解放，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使手工劳动与艺术创新紧密相连；宗教改革倡导“天职观”，赋予世俗劳动神圣性，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启蒙运动则以理性为旗帜，强调劳动对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的意义，为工业革命奠定思想基础。两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电力等技术革新重塑劳动形态，工厂制生产取代手工劳作，无产阶级作为新兴劳动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更从理论层面揭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劳动实践的认知维度。
而在中国，晚清与民国时期，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促使劳动实践价值认知发生剧烈嬗变。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渐起，洋务派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企业，将西方机器生产引入中国，传统工匠的手工技艺与现代工业劳动产生激烈碰撞。张謇提出“实业救国”理念，以大生纱厂为实践载体，将工业劳动视为强国之本，这种认知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西方劳工思想传入中国，《天演论》中“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激励着知识分子重新审视劳动在民族生存竞争中的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等进步思想家大力宣扬“劳工神圣”理念，将劳动者视为创造历史的主体。他在《庶民的胜利》中高呼“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知识界，推动劳动价值认知从“劳心者治人”向尊重体力劳动转变。上海、广州等地工人运动的兴起，使无产阶级的力量得到彰显，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中国广泛传播。文学领域，茅盾的《子夜》、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作品，以现实主义笔触描绘产业工人与农民的劳动困境，唤起社会对劳动者权益的关注。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质，使得中国劳动实践价值认知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冲突中艰难前行，既孕育着新的变革力量，也深陷旧制度的重重束缚。
紧接着，到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劳动实践价值认知与民族救亡、阶级斗争紧密交织。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切为了抗战”成为劳动价值的核心导向，沿海工厂内迁运动中，技术工人与工程师冒着战火转移设备，在大后方重建工业体系；延安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党政军民集体参与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将劳动升华为抵抗侵略的战略手段。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群众，木刻版画《减租会》、歌曲《南泥湾》等作品，以艺术形式歌颂劳动者的奉献精神。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工人罢工、学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