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劳动和实践价值的认识，便已在城邦文明的土壤中萌芽。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中，以苏格拉底对话的形式系统探讨农业管理，将农业劳动誉为\"最光荣、最有益的事业\"，认为其不仅能创造物质财富，更是公民道德培育的重要途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的城邦模型里，将生产者阶层设定为社会根基，强调不同职业劳动的分工协作是实现城邦正义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中提出\"人是政治性动物\"，虽贬低体力劳动，但承认其对维持城邦运转的必要性。这些哲学思考奠定了西方对劳动价值认知的理性基础。
在古罗马，劳动实践与帝国的扩张和繁荣紧密相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从罗马大道到万神殿，从高架引水渠到浴场，无不展现出集体劳动的伟大力量。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详细记录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和机械原理，将建筑劳动提升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高度；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中，对采矿、冶金、农业等生产技术的记载，体现出对实用劳动知识的重视。罗马法中关于工匠、商人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使劳动权益得到法律保障。同时，奴隶制经济下，大量奴隶承担农业与手工业劳动，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既彰显劳动创造财富的价值，也暴露出古代劳动认知中阶级对立的局限性。
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创作更将劳动升华为审美对象。瓶画中描绘的陶工制陶、渔民撒网场景，雕塑家对肌肉线条与劳作姿态的精准刻画，以及庞贝古城壁画里的农耕图景，都在艺术层面肯定劳动的美感与尊严。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工匠、农民等普通劳动者参与竞技，体现出对身体劳动能力的尊崇。这些认知既反映出古典文明对劳动实践的重视，也为中世纪基督教劳动伦理和近代西方劳动价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与历史参照。
紧接着，到了后来，在封建王朝中世纪时期，欧洲对劳动和实践价值的认知被深深打上了基督教神学与庄园经济的烙印。教会宣扬“劳动神圣”的观念，将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训诫，转化为信徒通过劳动赎罪修行的伦理准则。本笃会修道院推行“祈祷与劳作”（ora et Labora）的院规，修士们亲自参与农耕、纺织、抄写经文等劳动，使体力劳动获得了精神救赎的神圣意义，这种观念逐渐渗透到世俗社会，改变着人们对劳动的看法。
在庄园经济体系下，封建领主与农奴形成严格的依附关系。庄园中的土地耕种、牲畜养殖、手工艺品制作等劳动，构成了中世纪欧洲经济的基础。《庄园敕令》等文献详细规定了农奴的劳动义务与领主的管理职责，劳动被纳入严密的封建秩序之中。虽然农奴的劳动带有强制性，但庄园法庭对劳动者权益的部分保护，以及“公地”制度下村民共享资源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权益的社会共识。手工业领域，行会制度的兴起标志着劳动专业化的发展，从学徒到帮工再到师傅的晋升体系，保障了技艺传承与产品质量，也赋予工匠群体独特的职业荣誉感。
中世纪的文学艺术同样反映出劳动价值认知的复杂性。《贝奥武甫》等英雄史诗中，铁匠韦兰的形象展现了工匠的精湛技艺与创造力；但丁在《神曲》中将怠惰者置于地狱圈层，从反面强调劳动的道德价值。而《农民历书》《田功诗》等作品，则以写实笔触描绘四季农事活动，赞美劳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彩色玻璃画、教堂雕塑中的农耕场景，将劳动元素融入宗教艺术，使普通劳动者的形象获得神圣化呈现。尽管中世纪的劳动认知仍受等级制度与宗教教义的束缚，但其中蕴含的技术传承意识、职业伦理精神，为近代欧洲劳动价值观念的转型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也为后来的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运动、科学大发展、宗教改革运动、乃至是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工业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石”与“基础”。
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在各行各业，对于劳动实践价值观念的研究应用与发展，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态势。
在印度，劳动实践价值观念与宗教哲学、种姓制度紧密交织，形成独特的文化体系。婆罗门教经典《吠陀经》将劳动分工神圣化，种姓制度中首陀罗阶层承担农业、手工艺等体力劳动，被视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根基；而刹帝利阶层通过征战与统治管理，婆罗门阶层凭借宗教祭祀与知识传授，共同构成劳动价值的等级序列。《摩奴法典》以法律形式规范不同种姓的劳动义务，强调“各守其业”的伦理准则，虽带有阶级局限性，却也在客观上保障了农业生产、建筑营造等传统技艺的世代传承。
佛教与耆那教的兴起，则为劳动价值认知注入新的内涵。佛陀倡导“正命”（正当职业），反对通过屠宰、贩卖武器等“邪命”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