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领域，乱世中的劳动叙事更具悲剧张力。韦庄《秦妇吟》以\"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的诗句，控诉战乱对农耕生产的摧残；敦煌文书中留存的契约文书，真实记录了普通劳动者在动荡时局中借贷、租佃的艰辛生活。与此同时，宗教艺术中的劳动元素依然蓬勃发展，大足石刻中的\"牧牛图\"将农耕场景与禅宗修行相融合，以艺术形式诠释劳动的精神价值。这种在苦难中坚守、在分裂中创新的劳动实践，不仅延续了中华文明的物质根基，更为宋代经济文化的复兴积蓄了力量，展现出劳动实践价值认知强大的自我修复与再生能力。
紧接着，到了辽宋夏金元时期，多元政权的并立与空前活跃的经济交流，使劳动实践的价值认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与包容性。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迎来新突破，占城稻的引进与推广极大提高了粮食产量，梯田、圩田等新型土地利用方式的出现，展现出劳动者改造自然的智慧；踏犁、秧马等新农具的发明，进一步解放了人力。手工业领域，景德镇成为“瓷都”，其青白瓷“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制瓷业的分工细化至原料开采、制坯、绘画、烧制等数十道工序，彰显劳动专业化的高度发展。《梦溪笔谈》记载的活字印刷术，不仅是技术革命，更体现出知识劳动对文明传播的重大意义。
这一时期，商业劳动的价值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北宋打破坊市制度，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清明上河图》生动描绘了市井劳动的繁荣景象；交子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四川地区流通，标志着金融劳动的创新。海外贸易中，泉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推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远销欧亚非，劳动者的生产成果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南宋政府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的认知，体现出官方对商业劳动价值的认可。
在多民族政权的碰撞融合中，劳动实践呈现出鲜明的互补性。辽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将游牧文明的畜牧经验与中原农耕技术相结合；西夏在河套地区兴修水利，形成独特的灌溉农业体系；元朝推行“劝农桑”政策，设立司农司编纂《农桑辑要》，将各族农业生产经验汇总推广。郭守敬主持修订《授时历》，其天文观测与历法计算工作代表了当时知识劳动的顶尖水平。文学艺术领域，宋词中“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的田园书写，元曲里对工匠、商贩等市井人物的生动刻画，都反映出劳动价值认知的平民化转向。而黄道婆从黎族学得棉纺织技术并改良工具，促进了棉纺织业在江南的普及，更成为跨民族劳动技术交流的典范。这种多元文明的互动与劳动智慧的交融，为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不久之后，到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与西方文明的渐次东渐，促使劳动实践的价值认知发生深刻转变。明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及杂征合并征收银两，货币化的赋税改革推动农业生产与商品市场深度联结，经济作物如棉花、茶叶、甘蔗的广泛种植，形成“桑麻遍野，茧丝棉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的专业化生产格局。手工业领域，民营作坊在纺织、陶瓷、冶铁等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天工开物》详尽记载明代农业、手工业技术，其“贵五谷而贱金玉”的编纂宗旨，凸显劳动实践对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意义。景德镇御窑厂与民窑的协同发展，使青花瓷远销欧洲，成为“中国风”热潮的载体，展现出劳动成果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魅力。
这一时期，商业劳动的价值获得社会层面的重新评估。徽商、晋商等地域性商帮崛起，“以义制利”的经营理念打破传统“重农抑商”观念，如歙县商人许宪“贸迁四方，罔弗懋迁化居，转毂以通之”的实践，彰显商业劳动在资源调配中的重要作用。市镇经济的繁荣催生新型劳动组织，苏州丝织业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引发思想界对劳动价值的重新审视。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李贽肯定商人逐利的正当性，这些思想突破为劳动价值认知注入新内涵。
随着西方传教士带来天文仪器制造、火器铸造等技术，以及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引进，劳动实践呈现中西交融的特征。徐光启编撰《农政全书》，既总结传统农耕经验，又吸纳西方水利知识；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录“红夷炮”铸造工艺，展现出对西方技术的开放态度。然而，清代“闭关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技术的交流创新，虽有广州十三行维系海外贸易，但科技劳动的活力渐趋保守。文学艺术领域，《红楼梦》对纺织、烹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