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建立的辽朝、党项建立的西夏，在吸收汉字体系的基础上创制契丹文、西夏文，形成多语言并行的独特景观。这些文字不仅用于官方文书，还渗透到文学创作与日常交际中，如辽代寺碑铭文常以汉字与契丹文对照镌刻，展现出语言在多元政权下的适应性与创造性。尽管五代十国时期的语言发展因战乱而充满不确定性，但其激发的民间语言活力与多元文化碰撞，为宋代语言的进一步变革埋下了伏笔。
紧接着，到了宋辽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格局，使语言交际学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与交融态势。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市民阶层的崛起，勾栏瓦肆中的话本小说、戏曲表演盛行，《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白话作品以鲜活的市井语言描摹世情，推动书面语与口语的深度融合。与此同时，宋词达到鼎盛，柳永以俚俗词句写尽市井风情，李清照善用家常语抒发婉约情思，苏轼、辛弃疾则以豪放之笔拓展词体境界，不同流派的创作实践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与审美维度。
在学术领域，宋代学者对音韵学的研究达到新高度。陈彭年、丘雍等人奉敕修订《广韵》，系统整理中古音韵；郑樵在《通志·七音略》中提出“七音”理论，将音韵学与等韵学结合，推动语音研究的科学化。理学的兴起促使学者对经典语义进行深入阐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以训诂方法注解儒家典籍，既注重字词考据，又融入哲学思辨，使语言学与思想文化研究紧密相连。
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进一步打破了语言发展的单一格局。辽代契丹小字记录的《故耶律氏铭石》、西夏文《番汉合时掌中珠》字典、金代女真文碑刻，展现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立发展；元朝以八思巴字作为官方文字，试图统一多民族语言书写，虽未能完全推行，却促进了各民族语言的接触与互鉴。同时，大量少数民族词汇如“站”（源于蒙古语“jam”）、“蘑菇”（源于女真语）融入汉语，而汉语也通过翻译、文学创作等途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如元杂剧《西厢记》《窦娥冤》被译为多种民族语言，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这一时期，对外交流也促使语言交际呈现国际化特征。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使泉州成为世界贸易中心，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外语与汉语频繁接触，出现了《翻译名义集》等多语种辞书。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外国旅行者的游记，更以异域视角记录汉语与中华文化，推动了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萌芽。宋辽夏金元时期的语言发展，在民族碰撞与文化交融中，构建起多元共生的语言生态，为明清时期语言的整合与定型奠定了基础。
不久之后，到了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西方文化的渐次东渐，促使语言交际学在传承中迎来深刻变革。明代推行“官话”作为通用语言，通过科举考试与官学教育强化其权威地位，《洪武正韵》的颁布试图规范语音，但在实际应用中，官话与方言并行的局面仍长期存在。与此同时，小说创作达到巅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巨着以白话写成，生动展现市井俚语、方言土话与书面语言的交融，如《红楼梦》中对金陵方言的细腻运用，既塑造鲜活人物形象，又推动白话文学语言的成熟，为现代汉语语法和词汇体系奠定基础。
在学术研究领域，明清考据学的兴盛将语言学推向专业化新高度。顾炎武的《音学五书》系统考证古音，提出“古韵分部”理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对汉字形音义进行精密辨析，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广雅疏证》以“就古音以求古义”的方法，开创训诂学新范式。这些研究突破传统经学附庸地位，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推动语言学向实证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清代随着疆域的扩大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语言政策呈现多元特征。朝廷设立“四译馆”，培养多语种翻译人才，处理边疆民族与对外交往事务；满文与汉文同为官方文字，《御制五体清文鉴》的编纂，以满、藏、蒙、维、汉五种文字对照释义，体现对多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视。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语言知识，如利玛窦、金尼阁等人编纂的《西儒耳目资》，采用罗马字母标注汉字读音，为汉语语音研究引入新视角，成为近代拼音文字的先声。
此外，民间白话文学与曲艺形式蓬勃发展，弹词、鼓词、梆子戏等以方言传唱，既反映地域文化特色，又促进口语传播。随着海上贸易与殖民活动的开展，粤语、闽南语等方言词汇借由海外移民传播至东南亚、美洲，同时“买办英语”“洋泾浜英语”等混合语言形式出现，展现出语言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适应性创新。明清时期的语言发展，在传统考据学的深厚积淀与西方语言观念的冲击下，悄然开启了向近代语言学转型的序幕。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在语言交际学方面，就已展现出极具开创性的探索。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催生了对公共演讲与辩论技巧的高度重视，雅典的公民大会上，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