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民族大融合的特殊历史背景，让语言交际学的发展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态势。长期的分裂割据使得地域方言加速分化，南北方语言差异逐渐显着，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就敏锐指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生动描述了当时方言受地域文化与民族融合影响而产生的变异现象。同时，少数民族政权如北魏、前秦等相继崛起，大量少数民族语言词汇如“胡同”“酪”等融入汉语，汉语也反向影响少数民族语言，形成双向语言交融的独特景观。
在文学与学术领域，这一时期骈文盛行，讲究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庾信的《哀江南赋》、鲍照的《芜城赋》为代表，语言形式美被推向极致，推动了声韵学的发展。南朝沈约等人提出“四声八病”说，系统归纳汉语平、上、去、入四种声调，规范诗歌韵律，标志着古人对汉语语音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佛教的广泛传播也深刻影响了语言交际，大量佛经翻译如鸠摩罗什译《金刚经》、玄奘译《心经》，引入“涅盘”“刹那”等佛教术语，丰富了汉语词汇，还促使译学理论的诞生，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探讨不同语言交际转换中的文化适应性问题。
此外，私人着述兴起，出现了多部语言学专着。魏李登的《声类》开创按声韵编排字典的先河，南朝梁顾野王编纂的《玉篇》则系统整理汉字形音义，为后世辞书编纂奠定基础。这一时期，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成为民族融合的催化剂与文化创新的载体，在动荡时局中孕育出独特的语言交际风貌，为隋唐时期语言文化的鼎盛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资源。
而在隋唐时期，国家重归大一统的格局与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将语言交际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隋文帝统一南北后，陆法言编纂《切韵》，综合南北语音，确立了中古汉语的标准音系，成为后世韵书的典范。唐代科举制度的完善，以诗赋取士，促使文人对声韵格律的钻研达到极致。格律诗严守平仄对仗，杜甫的律诗严谨工整，李白的歌行体豪放飘逸，诗歌创作的兴盛推动了《唐韵》等韵书的修订，也使得“炼字”“炼句”的修辞理论不断精进。
在官方文书与政务交际方面，唐代形成了严格的文书制度，“制、敕、册、表”等文体各有规范。《唐六典》详细记载了文书的格式、用语及传递流程，体现出语言在政务运作中的规范性与权威性。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再度兴盛与海上贸易的拓展，长安、扬州等国际都市成为语言交汇的枢纽。玄奘西行取经归来，其译经团队完善“信达雅”的翻译理念，译出《大般若经》等经典；日本遣唐使、西域商人纷至沓来，“菩萨”“琉璃”等佛教词汇进一步融入日常用语，“胡姬”“昆仑奴”等外来称谓也丰富了汉语表达，语言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得到充分彰显。
在学术领域，孔颖达奉敕编撰《五经正义》，通过训诂注疏统一儒家经典的解释，推动语言学与经学的深度融合。同时，民间文学蓬勃发展，敦煌变文以通俗生动的口语讲述佛经故事与历史传说，如《伍子胥变文》《目连救母变文》，展现出书面语与口语交互影响的特征。颜师古的《匡谬正俗》考辨字词音义，纠正时人语言使用中的谬误，标志着语言规范研究的系统化。隋唐时期的语言发展，在制度规范与文化交融中，构建起兼具严谨性与开放性的语言交际体系，成为中华文化辐射东亚的重要媒介。
到了五代十国的战火纷飞的战乱年代，社会动荡与政权割据极大冲击了原有的语言发展格局，却也在裂变中孕育出新的语言生态。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疆域四分五裂，官方文书的规范性遭到削弱，文书体例与语言风格因政权而异，如前蜀韦庄的《秦妇吟》以乐府歌行体纪实乱世，语言虽继承唐风，却融入大量口语化叙事，折射出官方与民间语言体系的界限模糊化趋势。同时，地域文化差异在分裂状态下被进一步放大，吴越、南唐等政权辖地的方言因交流阻隔加速演变，形成独特的语音、词汇系统，为后世方言分区研究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
文学领域中，词体在乱世中异军突起，成为语言交际的新载体。温庭筠、李煜等词人以长短句写尽兴亡之感，其细腻婉转的笔触突破传统诗体束缚，大量运用俚俗意象与生活化表达，如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将口语化比喻融入词境，推动语言审美从雅正庄重向灵动鲜活转变。佛教与民间信仰的传播也催生了新的语言现象，寺庙讲经与宗教劝善文采用浅近白话，如《丑女缘起》等变文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