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体系与书面语发展上，腓尼基字母传入希腊后，经改造形成了包含元音的希腊字母，为精确记录语言提供工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以六音步诗行传唱，其优美的韵律与丰富的词汇不仅是文学瑰宝，也反映出当时语言的审美标准与文化内涵。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对话录，则开创了以书面语探讨抽象思想的先河，对话体中人物间的辩驳与阐释，展现了语言在逻辑思辨中的应用，推动了语法规则的萌芽。
古罗马时期，拉丁语在军事扩张与政治集权中成为地中海地区的通用语言。西塞罗的演讲词以严谨的结构、华丽的辞藻与强大的感染力着称，他将希腊修辞学理论与罗马政治实践结合，创造出“西塞罗体”散文风格，成为拉丁语书面表达的典范。恺撒的《高卢战记》以简洁客观的叙事记录征服历程，体现拉丁语在史学领域的应用规范。同时，瓦罗的《论拉丁语》作为欧洲第一部系统的语言学着作，从词源、语法、句法等维度研究拉丁语，划分出名词、动词等八大词类，标志着欧洲语言学研究进入体系化阶段。古希腊古罗马对语言交际的理论构建与实践创新，为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紧接着，到了后来，在封建王朝中世纪时期，欧洲的语言交际学发展呈现出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风貌。拉丁语凭借着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成为中世纪欧洲的“学术语言”和“官方语言”，在宗教仪式、学术着作、外交文书等领域占据绝对主导。修道院作为文化传承的核心场所，修士们通过誊写、注释拉丁语经典，维持着语言研究的延续性。例如，波爱修斯翻译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着作，将希腊哲学思想引入拉丁语世界；卡西奥多罗斯编纂的《神圣与世俗学识指南》，系统梳理了拉丁语语法、修辞学知识，成为中世纪早期重要的语言教材。
然而，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各地区方言在拉丁语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分化。古英语、古法语、古德语等民族语言开始萌芽，但长期处于拉丁语的阴影之下，主要用于民间口语交流与少量文学创作。如用古英语写成的史诗《贝奥武夫》，以头韵体记录日耳曼民族传说；法国的《罗兰之歌》采用古法语方言，以英雄叙事诗形式反映骑士精神，这些作品标志着民族语言开始从口语向书面化过渡。
在学术领域，中世纪学者围绕拉丁语开展语法、逻辑与修辞的“三艺”研究。普里西安的《语法原理》系统总结拉丁语语法规则，成为中世纪语法教学的权威范本；彼得·海利亚斯等经院哲学家通过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阐释，将语言分析与哲学思辨结合，探讨词项逻辑与语义问题。同时，宗教传播催生了翻译需求，《圣经》的翻译与解读引发语言规范性讨论，哲罗姆翻译的拉丁语《武加大译本》统一了基督教世界的经典文本，但方言译本的出现（如威克里夫的英语译本、路德的德语译本），逐渐打破拉丁语的垄断，推动民族语言的地位提升。
此外，十字军东征与商业贸易的发展，促使欧洲语言与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等东方语言产生接触。学者们通过翻译阿拉伯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着作的评注，重新发现古希腊学术遗产；犹太学者迈蒙尼德的哲学着作经翻译传入欧洲，丰富了语言表达的思想维度。中世纪的语言发展虽以拉丁语的权威性为主导，但民族语言的觉醒、跨文化交流的深化，以及宗教与学术对语言研究的推动，悄然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变革积蓄力量。
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在各行各业对于语言交际学的研究应用与发展，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态势。在古埃及，纸莎草纸的发明为语言记录提供了载体，象形文字不仅用于神庙碑文、王室诏书，还被刻写在日常契约与书信中。祭司阶层通过解读圣书体象形文字垄断宗教话语权，而僧侣体、世俗体文字的简化演变，则反映出语言在不同社会阶层与场景中的分化应用。古埃及《阿蒙内莫普的教诲》以诗体箴言传递道德训诫，展现出对语言说服功能与文学性的双重追求。
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创造了楔形文字，这一最早的文字系统不仅用于记录贸易账目、法典条文，还诞生了史诗《吉尔伽美什》等文学作品。巴比伦王国编纂的《汉谟拉比法典》，以严谨的条文表述确立司法语言规范，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表述模式，体现出法律语言追求公正性与威慑力的特征。亚述帝国时期，楔形文字随军事扩张传播至周边民族，形成多语言并存的文化格局，如《贝希斯顿铭文》同时刻有古波斯语、埃兰语和巴比伦语，成为早期多语言对照研究的范例。
在古印度，梵语被视为“神的语言”，《吠陀经》以严格的韵律和语法规则口耳相传，催生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