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坐在书案后，神色疲惫却异常平静。
他放下手中一份关于清军迁徙最新进展的密报，揉了揉眉心，缓缓道：“变蛟，你以为，老夫不想打？
不想趁此机会，将多尔衮这数万残兵败将，连同其宗室贵族，一举歼灭于鸭绿江畔，立下不世之功？”
他苦笑一声，指了指桌上堆积的军情文书：“可你看看，怎么打？辽东各镇，自广宁、辽西连番挫败，军心士气如何？
宣大军新丧主帅，仓皇回防，至今未稳，我军看似兵多，实则能战、敢战之兵有几？
多尔衮虽逃，其麾下多铎、阿克墩等部精锐尚在，随时可转身拼死一击。
我军若仓促出击，野战能否胜之？即便胜，要填进去多少儿郎的性命？
更别说迁徙队伍中，大半是老弱妇孺，强行攻击，杀戮过甚，将来史笔如刀，
你我担得起屠戮妇孺的罪名吗？朝廷那些只会捕风捉影的清流言官，会放过我们吗？”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东方：“陛下在深宫，看到的是地图上的线条，是奏章上的数字，
是必须剿灭建奴的大义名分，她看不到辽东将士脸上的恐惧，
看不到各镇将佐眼中的算计，看不到迁徙路上那些百姓的凄惶，更看不到……
一旦我们逼得太紧，多尔衮狗急跳墙，不再东逃，而是调头与我死战，甚至再度入寇辽西，
届时糜烂的，还是我大汉的疆土，受苦的，还是我大汉的百姓。”
他转过身，看着曹变蛟：“陛下要的是结果，是建奴覆灭，辽东太平，
我们现在硬拼，或许能惨胜，但辽东必定元气大伤，数年难以恢复，且未必能全歼多尔衮，而若放其离开……”
洪承畴眼中闪过一丝深邃的光芒：“多尔衮举族入朝，看似逃脱，实则进入死地，
朝鲜三面环海，陆路唯鸭绿江一线与我相通，
其国弱民疲，骤然涌入数万凶悍客军，必生内乱，
我大汉只需稳住辽东，恢复元气，整顿水师，封锁海路，
待其在朝鲜与当地人矛盾激化，内部争斗不休之时，
再以泰山压卵之势渡江征讨，或扶植朝鲜忠义之士里应外合……
届时，方可真正一劳永逸，根除后患，且代价最小。”
他拍了拍曹变蛟的肩膀：“陛下年轻气盛，求胜心切，可以理解，
但我们为将帅者，不能只看眼前一战之得失，需为社稷长久计，
这抗旨的罪名，这坐视的骂名，老夫一人担了，只要最终能平定辽东，肃清边患，个人荣辱，何足道哉。”
曹变蛟默然，他不得不承认，洪承畴的考量更为老辣和长远。
只是，这份“远见”，需要承受来自最高权力的巨大压力。
时间，就在这种辽东诡异的“静”与清国疯狂的“动”、燕京焦灼的“催”与宁远沉默的“拖”之间，悄然滑入了七月。
七月初八，晨。
一份来自最前沿哨探的密报，终于送到了洪承畴手中。
报告言简意赅，盛京已成空城，最后一批断后的清军旗号已于三日前渡江东去。
鸭绿江西岸，已无成建制清军。
沿途探查，只见大量丢弃的杂物和少量倒毙遗骸。
洪承畴放下密报，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持续了近几个月的巨大压力、算计、煎熬，似乎随着这口气，稍稍泄去了一些。他知道，第一阶段，结束了。
他没有立刻欢呼，也没有急于表功。
而是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铺开纸张，提起笔，开始撰写给朝廷的奏报。
这一次，他的笔调沉稳而笃定，不再有之前的解释与推诿。
奏报中，他首先以确凿的证据禀明：“建奴伪酋多尔衮，慑于天威，已知穷途末路，不敢与我天兵抗衡，
已于六月间尽弃其伪都盛京，举族仓皇东遁，窜入朝鲜境内。据查，其主力已悉数渡江，辽东境内，已无建奴大股。”
接着，他话锋一转，开始描述收复过程：“臣自得悉建奴异动，便督率各镇，稳守防线，步步为营，外示以缓，内紧追蹑，
广宁、辽东诸军严守关隘，山海关曹变蛟部枕戈待旦，宣大方向亦严密封锁，建奴慑于我军兵威，一路东逃，
未敢稍停，更未敢再犯我疆界寸土，至七月初，建奴已全部退出辽东，辽河东西，
自广宁至抚顺，凡建奴所据之城池堡寨，已尽为我军收复。”
他将一场近乎“目送”的敌军撤离，描绘成了一场在己方强大军事压力下，敌人望风而逃、我军“收复失地”的胜利。
至于为何没有截杀、没有追击，则轻描淡写地归因于“建奴逃窜甚速，且挟持大量妇孺为质，我军投鼠忌器，为免伤及无辜，故未强行阻截，然已光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