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平原的秋天来得格外慷慨。自襄平城往北，直至扶余故地，目之所及尽是金黄色的海洋。新垦的百万亩良田里，麦穗低垂如谦恭的士子，粟米饱满如待射的弓矢。风吹过时，穗浪层层叠叠推向天际，沙沙作响，仿佛大地在低声吟唱丰收的赞歌。
襄平城西二十里，官道旁立着一座新修的观稼台。台高五丈，以青石砌成，台上建有三层楼阁。此刻，辽州牧袁熙正站在最高处，凭栏远眺。
他今年三十有二，面庞因北地风霜略显黝黑，但双目炯炯有神。着一身青色常服，腰间悬着辽州牧印绶，整个人比三年前离开许都时沉稳了许多。
“使君请看。”身旁的年轻文士展开一幅绢图，手指沿着图上的墨线滑动，“这是去岁规划的十二处大屯田区，如今已全部垦成。自辽西柳城至玄菟高显，绵延八百里，皆成沃野。”
这文士正是司马师，字子元，河内温县人，今年二十岁。他是司马懿长子，去年随叔父司马防推荐入辽州为吏，因才思敏捷、精于筹算，被袁熙破格擢为户曹从事，协助管理钱粮户籍。虽然年轻，却已显露出与年龄不符的老成持重。
袁熙接过绢图细看，图上用朱笔标注着各处屯田的田亩数、作物种类、预计收成。数字工整详实，一丝不苟。
“子元，这些数据可曾复核？”袁熙问道。
“已派三拨佐吏实地核查。”司马师答道，声音平稳，“第一拨丈量田亩，第二拨查验长势，第三拨预估产量。三拨数据比对，误差不过百分之一二。”
正说话间，远处田野间传来嘹亮的号子声。只见一队队农人正挥镰收割，身后捆扎好的麦捆如金色小山般堆积。更远处，数十架新造的水车正将辽河水引入沟渠，渠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
“那些水车……”袁熙指着问道。
“是按使君从冀州请来的匠人图纸所造。”司马师解释道，“辽河水流平缓，正宜车水灌溉。去岁试制十架，今春增造五十架，可灌田五万余亩。明年若再加百架，则沿河良田皆可得溉。”
袁熙颔首，目光又转向东南方向。那里有一片特殊的田地，作物长得格外茂盛。
“那是试种的‘辽东稻’。”司马师会意道，“去岁从江南购得稻种三百斤，分三处试种。柳城一处因霜早歉收，襄平此处却长得极好。据老农说，辽河下游地势低洼，土质肥沃，若筑堤防潮，可成水田。”
“稻米……”袁熙若有所思，“若能在辽州种出稻米，军粮品质将大大提升。”
二人正议论间，一骑快马自官道奔来。马上使者见到观稼台，翻身下马，快步登台。
“报使君！辽东盐场、辽北牧场秋核已毕，太史都督遣使呈报！”
使者奉上两份简册。袁熙先展开盐场册簿，上面详细记录着：沓氏盐场今岁产盐八万石，平郭盐场产盐两万石，合计十万石。不仅满足辽州所需，还可供给幽州、冀州部分郡县。
再看牧场册簿：辽北牧场现存栏战马五万一千三百匹，其中可充军马者三万八千匹。另育有牛两万头、羊十五万只。牧场下设三处马监，专司配种繁育。
“好！”袁熙忍不住击掌，“有此盐场、牧场，辽州便有了造血之能，不必事事仰赖中枢调拨了。”
司马师却微微蹙眉：“使君，盐、马虽丰，却需谨慎处置。盐利过重易引私贩，马匹过多恐遭猜忌。”
“子元有何高见？”
“当速将册簿副本呈送许都，并附详细说明：盐场产出几何用于辽州，几何输往幽冀；马匹几何充作官马，几何留为种马。务必让大将军知晓，辽州所产，皆为国用，绝无私藏。”
袁熙深深看了司马师一眼。这个年轻人不过二十岁，思虑之周详却远超其龄，颇有乃父司马懿之风。
“便依子元所言。”他转身对使者道，“传令各县长吏，三日后来襄平议会，核计今岁税粮。另，请太史都督、王刺史、鲜于都督一同与会。”
八月十五，襄平城州牧府议事堂。
堂内坐了三十余人，除辽州主要官员外，十五县的县长、县丞也都到齐。这些县长中，有六人是本地归附的胡族首领，如今穿着汉家官服，虽有些别扭，却也坐得端正。
袁熙坐于主位，左侧是辽州刺史王修、都督鲜于辅，右侧是户曹从事司马师、别驾韩珩。太史慈因在朝鲜湾巡视水师，遣了副将前来。
“诸位，”袁熙开门见山，“今岁辽州大熟，乃上天庇佑，更是诸位勤勉之功。今日之议，首在核计粮赋，次在谋划明年。”
王修率先起身。这位老臣年过五旬，须发已斑白，但精神矍铄。他主持辽州民政已两年，对各地情况了如指掌。
“使君，诸位同僚。”王修展开一份长长的清单，“据各县呈报，今岁辽州夏麦、秋粟合计可收三百二十万斛。按十五税一，应纳赋粮二十一万斛。然辽州新设，民生未固，修建议仍按去岁例，减半征收，取十万斛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