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当地适宜饲养健壮的战马，便于士兵驰驱杀敌。因此，河北的军队出征则必胜，驻守则富足，不必觊觎天下的物产，就可以自给自足，富甲一方。这就好比是富裕的农家，不必依靠珍珠宝玉也能称得上是富有。国家如果失去了河北地区，那么精良的铠甲、锐利的兵器、锋利的刀剑、优良的弓箭、健壮的战马就都没有了，这就好比是失去了一只手臂，兵力就会大大削弱。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等地，都驻扎着重兵，用以抵御外族的侵扰，这些军队不能调作他用，这就好比是失去了第二只手臂，兵力再次被削弱。驻守在六镇的军队，人数多达三亿，他们不耕不织，完全依靠朝廷的供养，却无所事事，横坐拱手。为了供养这些军队，朝廷不得不搜刮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至大海、西至洛阳的所有财富，这才勉强能够满足军费开支，这就好比是失去了第三条手臂，国家的财力就会枯竭。咸阳以西的地区，驻扎着大量的外族军队，朝廷不得不耗尽吴、越、荆、楚等地的财富来供养这些军队，这就好比是失去了第四条手臂，国家的财力再次被掏空。天下的四肢都被斩断，只剩下头颅和腹部孤零零地存在，这样的局面难道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吗！如今，如果朝廷真的能够消除五种导致失败的弊端，那么只要发动一次战争就可以平定叛乱，让天下的四肢重新恢复生机。当天下太平无事时，镇守一方的大将苟且偷安，只顾谋取私利；士兵离散逃亡，兵器铠甲破旧不堪。这是因为朝廷不重视军队的训练和整顿，这是导致失败的第一个弊端。一百个士兵扛着兵器，却要依靠朝廷供养。于是，将领们便虚报士兵人数，克扣军饷，中饱私囊。他们把敌人的强大视为幸运，把军队的久战疲惫视为乐事。这就造成了真正当兵打仗的人常常很少，而耗费军粮的人却常常很多。这是因为朝廷不核实士兵的人数、不核查军粮的开支，这是导致失败的第二个弊端。战争取得小胜，将领们就大肆宣扬自己的功劳，奔走于朝廷，献上捷报，以谋求高官厚禄。有时一天之内受到两次赏赐，有时一个月之内多次被封官晋爵。军队还没有凯旋，庆功的凯歌还没有奏响，将领们的官阶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爵位和俸禄已经达到了顶点，田宅和府第已经十分宽敞，金银绸缎已经堆满了仓库，子孙后代也已经获得了官职。在这种情况下，将领们哪里还愿意去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为朝廷效力呢！这是因为朝廷赏赐过于优厚，这是导致失败的第三个弊端。将领们如果打了败仗，损失了大量的士兵，丢失了重要的城池，就会脱身逃回京城，然后请求调任其他州郡。他们回头看一眼刑场，神色十分安然。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又能够站在朝堂之上，官复原职了。这是因为朝廷惩罚过于轻微，这是导致失败的第四个弊端。大将不能独自掌握兵权，皇帝的亲信宦官、敕使接连不断地前来指挥。军队刚刚摆好阵势，战鼓即将擂响，有的宦官说必须摆偃月阵，有的宦官说必须布鱼丽阵。三军将士在宦官们的指挥下，不知所措，阵脚大乱。敌军的骑兵趁机发动进攻，于是便夺取了我军的战鼓和军旗。这是因为朝廷不专任将领、不委以全权，这是导致失败的第五个弊端。如今，如果朝廷真的想要整顿军队，扫除天下的战乱，实现长治久安，却仍然沿袭过去的错误做法，那是绝对行不通的。” 杜牧还撰写了《守论》一文，认为：“如今朝廷的当权者都声称：对于那些桀骜不驯的藩镇，我们可以用贤能的将领和精锐的士兵来控制他们，用高官厚禄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待在自己的地盘上，不生事端；让他们规规矩矩地听从朝廷的号令，不胡作非为。这就好比是驯养虎狼，只要不触动它们的要害，它们就不会产生愤怒和反抗之心。这正是大历、贞元年间朝廷用以守卫国家的策略。又何必一定要发动战争，让百姓遭受战火的煎熬，然后才感到快意呢！我认为：大历、贞元年间，朝廷正是因为采取了这种策略，才酿成了祸患。在那个时候，只要有一座城池、上千名士兵，朝廷就会用特殊的礼遇来对待他们，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也姑息纵容。于是，这些藩镇将领便大言不惭，自树一帜，破坏法制，竞相攀比奢侈豪华。天子为了笼络他们，养精蓄锐而不加过问；有关部门为了保全自己，安分守己而不加指责。王侯一级的爵位，他们超越本分地接受；入朝觐见的礼仪，他们视若无睹，朝廷却赐给他们几案和手杖，对他们礼遇有加；叛逆者的子孙，朝廷竟然将公主嫁给他为妻；他们的服饰、车马、器用，无不奢华至极。因此，这些藩镇将领的地盘越来越大，兵力越来越强，僭越本分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奢侈腐化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土地、百姓、官职、爵位，都被他们瓜分殆尽。而这些贼寇的贪婪之心，却没有丝毫的收敛。最终，他们公然盗用皇帝的名号，有的称帝，有的称王，订立盟约，自立为王，毫无畏惧之心。他们还出兵四处掠夺，以满足自己的野心。因此，赵、魏、燕、齐等地的藩镇率先起兵叛乱，梁、蔡、吴、蜀等地的藩镇也紧随其后，纷纷响应。其余那些心怀不轨、妄图效仿的藩镇，到处都是。幸好宪宗皇帝继位后，日夜操劳，念念不忘平定叛乱。前朝的贤臣和后朝的俊杰，朝夕商议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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