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叛，包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调发岭南兵救援。皇上不准，派中使劝解。
陆贽上言：“郑礼赦书下达已近半年，但贬谪者尚未沾恩。”于是拟写三份奏状进呈。皇上派人对他说：“旧例，贬降官依赦令酌情内移，不过三五百里，现在所拟似稍超越，又多靠近兵马及当路州县，恐怕不便。”陆贽再次上言，认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备恼怒而无猜疑嫌弃，有惩处贬斥而无怨恨忌妒。斥逐远方以警戒其不敬，宽恕甄别以勉励其自新；不警戒则渐用严刑，不勉励则再加贬黜，虽屡次进退，都非爱憎。执法乃暂使贬降，惜才而渐加进用，又知将被复用，谁不加强修养！何必担忧变乱常理，何必忧虑心怀怨恨！如果因其贬黜，便视为奸凶，总处防范之中，长列弃逐之例，则是悔过者无法自补，怀才者终不得伸。人之常情，穷则思变，含悲贪乱，或生于此。现在如果内移不过三五百里，则仍有疆域未离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空有迁徙家室之劳，实增移配之扰。再者，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不广。乞请再加裁断审察。”皇上性多猜忌，不信任臣下，官职无论大小，必亲自选任，宰相进呈拟议，很少认可；及至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任用；好以辩才取人，不得敦厚务实之士；艰于进用，各类人才阻滞淹留。陆贽上奏劝谏，大意说：“升进以勉励功劳，黜退以惩戒过失，二者交替使用，理如循环。升进而有过失则示惩，惩戒后改过则复升，既不废法，也不弃人，即使小过必惩而人才不匮。所以能使黜退者努力以求复升，升进者警惕而恪守职位，上无滞留疑虑，下无积蓄怨恨。”又说：“明主不以言辞取尽人才，不以己意选拔士人，如果好善而不择所用，喜言而不验所行，升降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如同舍弃绳墨而凭心意裁曲直，抛弃权衡而用手揣轻重，虽甚精细，不能无谬。”又说：“中等以上的人，各有所长，如果能恰当区别，授职得当，各适其性，各展其能，及至综合成就功业，也与全才无异。只在明鉴大度，驾驭有道而已。”又说：“因一言称心就认为能干而不核虚实，因一事违逆就定为罪过而不考忠邪，对称心者则任用过度，不思其力所不及；对违逆者则责罚过当，不恕其情所不能，于是职任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间无定分。”皇上不听从。
陆贽又请求均衡节制财赋，共六条：
第一条，论两税法的弊端，大意说：“旧制赋役之法，称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授田百亩，每年交粟二石，称为租。每户各随乡土所产交绢或绫或絁共二丈，绵三两，不产蚕丝之地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每丁每年服劳役，则收其代役钱，每日折合绢三尺，称为庸。天下为一家，法令制度统一，虽想迁徙，也无法作伪，所以人心稳定而事务有定制。及至羯胡扰乱中原，百姓动荡不安，户籍毁于逃避战乱，赋法坏于供应军队。建中初年，重定各种制度，执政者知旧弊应革但所作兼失本原，知简便可从但所行不得要领。凡欲拯救弊端，必须深究致弊之由，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就只治理时势，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就全革制度，所行必当，悔恨才消。战事兴起以来，供应无限度，这是时势造成的弊端，非法制弊端。而匆忙更改租、庸、调法，分派使者，搜刮郡县，核对簿书，每州取大历年间一年征收最多者作为两税定额。财物生产，必靠人力，所以先王制定赋税，必以丁夫为本。不因勤耕而增税，不因辍耕而减租，则播种多；不因增产而加征，不因流亡而免调，则定居固；不因勤勉而加重劳役，不因懈怠而免除庸钱，则功力勤。如此，则人安其居，尽其力了。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产为宗，不以人丁为本。竟不悟资产之中，有的藏于怀中箱内，物品虽贵而人不能见；有的积在场圃粮仓，价值虽轻而众人以为富；流通生息的货物，数量虽少而按日生利；有房屋器具等资产，价格虽高而终年无利。诸如此类，实在繁多，一概估算计价，自然失平长伪。于是致力于轻资财而乐于迁徙者，常逃脱徭税；致力于本业而安居置产者，常困于征收。这简直是诱导作奸，驱之避役，生产不得不松弛，税收不得不短缺。又因创立新制之初，不求整齐划一，供应有繁简之别，长官有能否之差，各地徭赋，轻重悬殊，派遣的使臣，意见各异，计议奏定，有加无减。加之，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等项，既已纳入两税，现在于两税之外，又再并存，希望逐渐均衡减免，以救助凋残。”
第二条，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大意说：“凡国家赋税，必须衡量人力，根据土产，所以征收的只有布、麻、缯、纩及百谷而已。先王恐物价贵贱不平，人们交易难准，又制定钱币之法以调节轻重，聚散收放，都必须通过它。这是掌控财政的大权，国家的利权，由官府掌握，不交给下面。然而谷帛是人所生产，钱货是官所制造。所以本朝法令，租出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