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出绢，调出缯、纩、布，何尝有禁止私人铸钱而以钱纳税的！现在的两税，独与旧章不同，只估资产定差等，便以钱谷定税额，临时折征杂物，每年品种颇不相同，只考虑官府求得之利便，不论百姓供办之难易。征收的不是所生产的，生产的不被征收，于是有的加价购买所无之物，减价出售所有之物，一增一减，损耗已多。希望核查各州最初交纳两税年间的绢布，估价比照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中间价，总计应纳税钱数，折合成布帛之数。”又说：“土地生产之物有极限，取用有度，使用有节，则常足。取用无度，使用无节，则常不足。生产丰歉在于天，用物多少在于人。所以圣王定标准，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不困穷。治道既衰，则反其道，量出为入，不恤有无。夏桀用天下而不足，商汤用七十里而有余，这就是用度的盈虚，在于节约与否罢了。”

    第三条，论地方长官以增户、加税、垦田为政绩，大意说：“为官者很少能推己及人，体念至公报国之意，交替施行小惠，竞相引诱奸民，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集流亡为教化，舍彼适此者既因新收而得优待，忽来忽往者又以复业而受优惠。唯独那些安土重迁、始终不迁者，则赋役日益加重，征收日益加多。这使定居者常替游惰者承担赋役，何异驱使他们迁徙，教他们欺诈。这是由于地方长官不能宽弘通达，各私所辖的过错。”又说：“立法治民，久无不弊，治理者若不知维护驾驭、损益适宜，则奸诈萌生，常因阻劝而滋长。请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制定考核标准。如果在管辖范围内，人口更加繁衍，所定税额有余，听任根据户口平均减税，以减税多少为考核等级。管辖范围内税物通计，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考，减二者次之，减一者又次之。如果人口多流亡，加税于现有户口，考核惩罚也照此办理。”

    第四条，论征税期限紧迫，大意说：“设官立国，是为了养民；征收赋税取财，是为了资国。明君不厚敛资财而害民养，所以必先保障民生而借其余力，先使家给而征其余财。”又说：“养蚕刚开始，已交绢税；农事未结束，就征谷租。上司的督责既严，下吏的威逼更急，有粮者急卖而损耗半价，无粮者求借而费加倍酬。希望重新详定征税期限。”

    第五条，请以茶税钱设置义仓以备水旱，大意说：“古称九年、六年之蓄，是天下臣民共同筹划，并非只充实公仓，不及百姓。近来有关部门奏请征收茶税，每年约得五十万贯，原敕令贮于户部，用以救济百姓凶荒饥馑。现在用以储粮，正合前旨。”

    第六条，论兼并之家，私租重于官税，大意说：“现在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租几乎有亩收一石的，是官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私租仍为官税的一半。土地是王者所有，耕稼是农夫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获利。”又说：“希望对所有占田，约定律条限制，裁减租价，务必利贫民。法令贵在必行，慎在严苛，宽其制度以顺俗，严其法令以惩违，略损有余，稍优不足，使富者不损，优者可赈穷，这是古时安富恤穷的好办法，不可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