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太宗知道突厥政令混乱，已经不能庇护梁师都，于是写信晓谕梁师都，劝他归降，梁师都没有听从。太宗派遣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谋划对付梁师都，刘旻等人多次派遣轻骑践踏梁师都属地的庄稼，又大量施行反间计，离间梁师都君臣之间的关系，梁师都的国力逐渐空虚，前来投降的人络绎不绝。梁师都手下的名将李正宝等人谋划捉拿梁师都，事情泄露，李正宝等人逃奔唐朝，从此以后，梁师都的君臣之间更加互相猜忌。刘旻等人知道攻取梁师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上表请求朝廷出兵。太宗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军攻打梁师都，又派遣刘旻等人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师都。梁师都率领突厥军队来到朔方东城下，刘兰成命令士兵们放倒军旗，停止击鼓，紧闭城门，不出战。梁师都在城外驻扎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悄悄撤军逃走，刘兰成率领军队追击，大败梁师都的军队。突厥出动大军救援梁师都，柴绍等人率领的军队在距离朔方几十里的地方，和突厥军队遭遇，唐军奋勇出击，大败突厥军队，于是包围了朔方城。突厥军队不敢再出兵救援，朔方城内的粮食已经吃完。壬寅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梁师都，献城投降唐朝，朝廷将朔方的土地设置为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大多带有吴地、楚地的风格，北朝周、齐的音乐大多带有胡地、夷地的风格，于是斟酌南北音乐的长处，参考古代的音乐韵律，创作了《唐雅乐》，总共分为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下诏命令协律郎张文收和祖孝孙一起修订审定。六月，乙酉日，祖孝孙等人向太宗进献新创作的雅乐。太宗说：“礼乐，大概是圣人根据实际情况，顺应人情而设立的教化手段罢了，国家治理的兴盛和衰败，难道是由礼乐决定的吗？” 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的时候，创作了《伴侣曲》；陈朝将要灭亡的时候，创作了《玉树后庭花》，这些乐曲的声调充满了哀怨和愁思，路过的人听到之后都忍不住悲伤哭泣，怎么能说国家治理的兴盛和衰败不在于音乐呢！” 太宗说：“不是这样的。音乐能够感染人的情绪，所以心情愉悦的人听到音乐就会高兴，心情忧伤的人听到音乐就会悲伤，悲伤和高兴的情绪在于人的内心，而不是由音乐本身决定的。将要灭亡的国家，百姓必定生活得愁苦不堪，所以听到音乐就会感到悲伤。如今这两首乐曲都还存在，朕为你演奏它们，你难道会感到悲伤吗？” 右丞魏征说：“古人说‘礼啊礼啊，难道仅仅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啊乐啊，难道仅仅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音乐的精髓确实在于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臣司马光说：臣听说古代的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定方圆，用心思度量曲直，但是他不能把这种技能直接传授给别人，他用来教导别人的，一定是圆规和直尺罢了。圣人不用费力就能言行得当，不用思考就能获得智慧，但是他们不能把这种天赋直接传授给别人，他们用来教导别人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亲身践行的准则；乐，是圣人内心所喜爱的事物。圣人践行中正之道，喜爱和谐之音，又想要和天下百姓共同享有，流传百世，于是创作了礼乐。所以工匠拿着垂所传授的圆规和直尺来制作器物，这也是垂的功劳；君主推行五帝、三王所制定的礼乐，用它来治理天下，这也是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五帝、三王离开世间已经很久了，后世的人看到他们所制定的礼，就知道他们所践行的准则；听到他们所创作的乐，就知道他们所喜爱的事物，就像他们还鲜明地存在于世间一样。这难道不是礼乐的功劳吗？礼乐有根本和形式之分：中正和谐的内涵是根本；仪容和声音是形式；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偏废。古代的帝王坚守礼乐的根本，从来没有片刻离开过内心；践行礼乐的形式，从来没有片刻远离过自身。礼乐从家庭兴起，彰显于朝廷，普及到乡里邻里，传播到诸侯各国，流布于天下四海，从祭祀、军旅到饮食、起居，没有一件事情不包含在礼乐之中；像这样持续几十年、上百年之后，教化才能遍及天下，达到凤凰来朝的太平盛世。如果没有礼乐的根本，而仅仅追求礼乐的形式，就算一天之内施行礼乐，而之后一百天都舍弃它，想要用这种方式移风易俗，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创作歌曲来歌颂上天降下的祥瑞，音乐不能说不优美，但是最终还是免不了颁布罪己诏来安慰百姓。王莽设立羲和官职，考订音律，音律不能说不精确，但是最终还是不能挽救自己在渐台被杀的灾祸。晋武帝制定笛尺，调和金石乐器，音律不能说不详尽，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平息平阳的灾祸。梁武帝设立四件乐器，调和八音，音律不能说不明察，但是最终还是不能避免台城被囚禁的耻辱。既然这样，那么舜帝的《韶乐》、夏禹的《夏乐》、商汤的《濩乐》、周武王的《武乐》，这些乐曲都还存在于世间，如果国家治理的其他方面不足以与之相称，那么这些乐曲连一个人都不能感化，更何况是感化天下四海的百姓呢！这就好像拿着垂的圆规和直尺，却没有工匠和材料，坐着等待器物制成，最终是不可能得到的。更何况北齐、陈朝的君主荒淫昏庸